养育焦虑之源：想把孩子打造成足以竞逐未来市场的高质量产品

2004年，我读初中，离升学考试还有两年，正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每天最期待的是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铃声一响，无论讲台上的老师还在说什么，心就飞出了教室外，飞向街边的小吃和报刊亭里的《歌迷大世界》、音像店里的周杰伦和蔡依林。我就读的中学位于一条商业街的中央，老师和家长们总忧心这样的环境“太过复杂”；精力旺盛的中学生们却只想着，放学后能把丑丑的校服塞进书包在街上游荡。

彼时的我们对全球化、市场经济时代的生存压力还懵然无知，提前焦虑起来的总是父母。虽然全国教育系统都在倡导“减负”，但挡不住教培机构遍地开花；周六日、寒暑假，平时一起玩的朋友们渐渐有了另外的去处，奥数班、英语班、钢琴班、游泳班……下学期再见，有人在开化学课之前就背好了元素周期表，有人已经会在英语作文里用虚拟语态，一点一滴地走在了大家前面。

《哈佛女孩刘亦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妈的阅读兴趣好像也发生了变化，家里的书橱开始摆放各种“养育秘籍”，其中就包括当年声名大噪的《哈佛女孩刘亦婷》。与如今剑指“清北复交、哈耶牛剑”的海淀妈妈们不同，当年在我生活的东部小城，像我妈一样的母亲们怀揣的是从前科学育儿的时代走来的惴惴不安。报纸杂志上铺天盖地的亲子寓言让她们意识到，“不打不成器”再也不是通用的教养法则，今天的“好妈妈”要谦卑地学习如何与我们这代独生子女相处。然而她们也明白，自己经历的那个“毕业包分配”的时代已成历史，成长于千禧年的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社会。身为家长的责任感无法让她们对下一代“放任自流”。

2004年也是本书作者关宜馨来到西南的省会城市昆明进行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第一年。在那里，她发现了一个时至今日依然困扰着中国都市家庭的悖谬：在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社会里，快乐的童年与有保障的未来之间似乎变得越发不可兼容。让她看见这种悖谬的不只是“痛苦的孩子”，还有常常陷入情感挣扎的母亲。

陈佳玲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爱女儿小珍，不希望女儿在可预见的残酷竞争中落败，但只能以另一种“残酷”的方式去鞭策年幼的孩子。她用五花八门的课外辅导塞满小珍的日程表，用严格的监管为女儿的人生把关。但随着小珍精神痛苦的加剧、开始住院服药，陷入深刻自我反思的陈佳玲又不得不掉头回去呵护女儿脆弱的心灵。陈佳玲充满矛盾的形象是21世纪初中国城市父母的缩影，她的进退失据也折射出中国教育改革蓝图的内在张力。

现代国家的儿童养育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私人问题，中国亦不例外。早在中国现代化的肇始之端，知识分子们就认定“教育”这件事攸关民族生死存亡。但好的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问题的答案也在百年来随着战争、革命和经济模式的转型而不断变化。1980年代，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成为执政者与知识界共同的关切，“人的现代化”便是其中一个核心论题。用人类学的术语讲，所谓“人的现代化”，指向的是一项主体性塑造的工程。随着中国越发卷入世界经济体系，这项工程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向——即培养未来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高素质”劳动力。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们期待，下一代人口的素质的提升，能够助力国家的发展模式从依赖廉价劳动力向“知识经济”转型。

这样的宏观政治议程如何与家庭教育的日常联结起来？关宜馨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2000年代初的大众传媒和出版市场。在当年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的流行育儿指南里，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的中式教育常常被斥为“填鸭”，鼓励孩子尽可能发挥想象力的美式课堂则被构建为理想的他者。有跨国生活经验的专家们指出，美国的教育看似混乱松散、缺少指导，却构成了孕育“创造力”的土壤，后者正是21世纪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课堂、家庭与市场，儿童有待开发的生命潜能与改革时代亟需释放的经济潜能形成了某种呼应：如果在市场经济之下，政府应该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提供制度支持促进民间经济活力的释放，那么教育者和家长们该如何为促进孩子的潜能开发培育合适的苗床？

当童年开始成为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预备阶段”，中国式家长、中国式养育，也开始遭受全面检讨。坊间流传的育儿故事总是发人深省：工薪家庭出身的残障女孩周婷为何能远赴美国求学，达成让普通人艳羡的成就？品学兼优的徐力何以做出“锤子杀母”的暴行、承受半生牢狱之灾？这些或鼓舞人心、或触目惊心的故事为千禧年的家长们留下了养育的醒世恒言，也为困扰着整个民族发展的教育之问提供了间接的诊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孩子的天资、品性，而是父母有没有给他们提供合宜的成长空间。如果国家的现代化工程依赖于高素质的下一代，那么这一人口治理的目标，最终要靠中国家长们对“养育方式”的改造来实现。这些蕴藏着社会转型寓言的育儿故事提醒人们看到，所谓儿童主体性的培育，实际上是靠家长主体性的重塑实现的。

随着中国父母对养育方式的改造被纳入到世纪之交“民族振兴”的叙事之中，作为养育者和照料者，他们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调和这一工程的内在矛盾。这个尴尬的位置给中国家长们带来了新的困境。他们当然想遵循教育专家的建议、对表现不佳的孩子也施以“赏识”和“耐心”，让他们在阳光乐观的氛围中成长，然而残酷的竞争规则面前，他们却也时常徘徊不定、情难自禁。家庭里，深陷情感冲突的总是母亲——身兼家庭内外“双重负担”的她们被养育文本刻画成情绪化的存在。但真正让她们左右为难的是现实中的“不可通约之善”（incommensurable goods）：她们清楚对孩子“发火”会让他们备受打击，可小事上的放纵（完不成作业）有可能酿成大的危机（被老师放弃、同学排斥），甚至让他们面临被教育筛选淘汰的风险。这样的内在情感冲突不只是性别化育儿分工的副产品，它也在道德的层面提醒着我们，在中国做个好母亲远非轻而易举之事，而是一场随时随地需要权衡、挣扎、选择的斗争。

诚然，孩子的成长充满了不确定性，漫漫人生的幸福终究非家长可以一力确保。但为孩子的未来而奋斗的养育投入，对家长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第一人称问题”——纵使前路变幻莫测，作为父母，究竟什么是我可以控制的？

千禧年的家长们跨越阶层的养育共识是竭力为孩子“创造条件”。这样的“条件”可以是花钱送孩子进钢琴班、舞蹈班，陪着孩子学《新概念英语》，也可以是为了躲避不良同侪环境的影响而搬家，动用人脉帮孩子发表作文以博得老师的好感。在一个推崇竞争的社会，“淘汰”、“失败”是悬在每个孩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与其说家长们“创造条件”是为了确保孩子“出人头地”，倒不如说他们的种种举动是出于一种中国家长内心尤其强烈的紧张与不安。出生于1960—1970年代的他们普遍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条件”的匮乏，深知手上有牌可打、心中才能安定的道理。毕竟在一条险象环生的赛道上，一次貌似微小的机会错失就可能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即便他们明白，自己创造的种种“条件”孩子未必能利用起来，但尽力而为只是为了避免可能的遗憾，这是他们至少可以做到的，也是他们至多能够达成的。

关宜馨书中描绘的妈妈们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母亲。她们有着最琐碎的考量、最寻常的纠结，她们对孩子的关切有时甚至显得过于现实、功利，甚至连彼时流行的肥皂剧也不遗余力地展现她们的“庸俗”。与阿德里·库斯罗（Adrie Kusserow）笔下努力在极为不平等的世界里给孩子营造“平等”体验的精英父母不同，中国母亲们甚至会毫不遮掩地把“人分三六九等”的丑陋现实摊开来给孩子看。她们也羡慕作者口中不必在意经济保障、追求内心认定的意义感的“美式”生活，但这对她们的孩子而言终究是不切实际的奢侈。在庞大的人口规模与有限的社会资源之间，在过剩的学历和难以持续吸收白领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之间，中国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并没有什么懈怠的余地。流行文化总是不懈地制造各种浪漫的泡沫，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赵宝刚式青春剧里，心怀理想的年轻人最终总能让保守的父母屈服妥协，而现实生活中的母亲们却深知，如果她们今天不做些什么，未来威胁到孩子发展的就是他们将要面对的社会本身。

或许在“投入”这个层面上，关宜馨书中描写的家长们，和全世界的中产父母并没什么不同，在物质上他们很少对孩子吝啬，既愿意为了学区房、营养品、课外辅导、特长培训花钱，也愿意尽力满足孩子在追星和零食方面的消费。尽管在以往的研究中，中产家庭为确保孩子竞争优势的金钱投入要么被赤裸裸地赋予“拜物教”的含义，要么被轻易地斥为“溺爱”独生子女的表现，但在关宜馨眼中，这样的付出更接近于艾利森·皮尤（Allison Pugh）所说的“尊严经济”——与其说这一切是在帮孩子进行儿童版本的地位竞争，倒不如说是怕他们在他人面前感到自卑。“拜物教”里固然凝结着“价值注入”的维度，但也蕴含着不容忽视的道德考量；“创造条件”的行动固然包含着功利的企图，但也映射出普通人如何在难以抵挡的社会历史洪流中“掌握主动”。

中产家庭的养育焦虑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教育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不断强调，中产家庭的孩子自降生的那一刻就开始被资本主义加速扩张的逻辑所支配，吸收了社会系统性矛盾的家庭精心投入到下一代的培育之中，只为把孩子打造成一件足以竞逐未来市场的高质量产品。白人母亲为了养育健康完美的孩子而放弃配方奶粉，日本妈妈为孩子精心准备符合自然时令的便当盒，在中国，效率、积累、人力资本这类经济词汇也被司空见惯地用来组织儿童的能量。对父母而言，城市独生子女似乎成了巨变时代里阶层地位恐慌的投射、公共福利撤退后家中“唯一的希望”，他们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家庭无尽的关怀与投入，成为家中骄纵的“小皇帝”。

然而关宜馨试图对抗这种将复杂、矛盾的日常养育实践还原为政治经济进程的简化论。面对极其缺乏安全感的昆明家长，她用共情而非鄙夷的态度来理解他们的讲述。尽管家长们貌似“功利”的养育投入可以被视为一种家庭资本转化、阶层再生产的微观机制，但家长们普遍清晰地感受到，孩子的未来甚至要比自己这一代更加缺乏保障。如果下一代自己的未来都变得岌岌可危，如何期待他们能提供什么代际回报呢？又怎能过于放大家长们养育投入中的利益渴望与理性计算呢？

当然，关宜馨也提醒我们，家长们并不是随波逐流地投身于社会设定的养育竞赛中，相反，他们对自己和孩子的社会境遇有着清晰的觉察（这种觉察远超对他们的批判性分析文本中所写的），也明白社会竞争的规则有多么不合理，然而周遭的所见所闻也告诉他们，一旦无视竞争的规则，承担相应代价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家长们别无选择，只能参与其中。正如书中的教育专家王玲玲所说，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应试教育亦如此。在关宜馨看来，挣扎在时代漩涡里的家长们与其说是在迷恋主流意识形态推崇的地位与成功，倒不如说是在践行一种存在主义的生活态度，别无选择时，只有正面迎击。

人类学家从不愿意将具体的生活经验简化为宏大的历史进程，相反，人类学家总在关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反映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追求。拨开“阶层焦虑”这一模糊的论断，关宜馨发现，中国家长的养育投入中往往蕴含着一种“为孩子尽力”的道德安慰。然而究竟怎样才算“尽力”？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或规范，而是涉及“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发挥的空间。关宜馨把“道德能动性”定位在制约着行动者的关系网络、结构环境和人的作用力之间。她将养育孩子与治理国家类比，认为二者都仰赖一种“布置的技艺”（the art of disposition）。中国家长们尽管深知自己的养育投入受到各种外部力量的限制，无法强求结果总能如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被动承受一切，对他们来说，发挥“道德能动性”就意味着像战场上的军师一般去施展这种“布置的技艺”，磨练敏锐的眼光，巧妙地部署条件，掌握出动的时机。

“布置的技艺”源于福柯对治理术的讨论，这一概念强调，预期的效果可以通过恰当的安排、部署而自发产生。关宜馨由此联想到汉学家余莲（François Jullien）对中国古典哲学中“势”的分析。中文里的“势”难以在英文里找到对应的能指。安玛莉·莫尔（Annemarie Mol 2014）曾有言，真正有助于增进对话、扩充文化想象力的并不是术语的跨文化翻译（translation），而是术语的移植（transplant）；翻译掩盖差异，而移植则凸显差异。因此，作者在英文原著中保留了“势”的中文表达，以提醒读者这个术语背后非西方的认知方式。如果说“势”指向某种可以累积、消散、变化，同时也会对人形成影响的趋向性（propensity），那么“布置”的行动就为人们对“势”的驾驭、操纵、把握开辟了空间。

古代高明的政治家们总能“依情势行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效。“势”的观念提醒人们，每一种现实都可以被人巧妙地操作，从而引导事件的进程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因此，磨练敏锐的眼光、掌握行动的时机就变得无比重要：当机遇出现时要及时把握，在劣势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前要及时扭转挽回。在这个意义上，“道德能动性”的施展并不在于对结构的臣服或抵抗，而是通过与眼下的情势脉动协调合作而产生效力。所谓“布置的技艺”，就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实践。

“创造条件”就是这种“布置的技艺”在育儿领域最为典型的体现。这一日常语言中包含的本体论想象是，不同的“条件”会对置身其中的人产生无形的影响，同时，“条件”本身也可以被人主动提供、巧妙配置。对家长们来说，创造条件不但意味着为孩子提供好的教育机会、资源，创造积极的成长环境，也包含了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处理，对潜在危机的提前应对——比如想方设法给老师留下好印象以避免孩子在教室里被忽视、排挤，或是在孩子对学业感到彻底厌恶之前重建他对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创造条件”的行动依然仰赖于对“势”的把握，家长们只有磨练敏锐的观察力，学会“乘势而为”，才能拥有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的能力。然而这种注重“得时”的行动智慧也蕴含着道德悲剧——如果事情没能向着理想的方向发展，家长们也只能责怪自己误判了形势、错失了时机。

乍看之下，“创造条件”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秩序下普通人为自己生活负责的一种表现。但它也让量小力微的家长们在育儿这片前途未卜的海域中依然看到了一些能动性施展的空间。在对“创造条件”这一行动哲学的诠释中，关宜馨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便不对人类经验进行简化、还原，我们依然可以提出一种关于行动的“理论”，这种理论将外部力量关系置于人类主体性之上，但也强调，承受外部影响的人亦具有发挥主动性、将事物引向特定目标的能力。作为一种中国家长习以为常的养育之道，“创造条件”超越了决定论与个体控制、再生产与抵抗的二分法，展现出一种根植于中国本土思想的另类权力观。这样的权力观让作者不必在人类学的人本主义与反人本主义取向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她借这些中国父母的养育策略提醒读者们，厘清外部条件的限制和人类能动性的限度，是一项重要的道德命题——如果我们可以更加懂得“审时度势”、学会判断什么可控、什么不可控，什么可以为之，什么必须为之，或许也能为自己应对这千头万绪的现实世界增添一份笃定和勇气。

如今距离作者开启本书的田野调查已经过去二十年。二十年间，中国的教育领域亦是沧海桑田。中国的高校扩招肇始于1999年，此后数年里，学历文凭在就业市场上不断遭遇缩水。孩子读大学貌似变得更容易了，但中产阶层的安全感却愈发脆弱。21世纪初的教育部门就已经在不断呼喊减少学生的课业负担的口号，然而这从未抚平家长们心中的惶惶不安，在当时，“减负”的要求反而让市场承接起中产家长们的教育焦虑，风生水起的教育培训成为二十年来中国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令人意料之外的是，闳宇崇楼溃于一夜之间。随着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学科培训的市场化被明令禁止，“课外辅导”的盈利空间被挤压殆尽，知名教育培训机构纷纷进行业务转型。在国家的强力干预之下，一个从人才筛选机制中衍生出的行业几近崩塌。当教育竞争似乎失去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三点半放学的孩子们，是否真的过上了更加轻松的生活？

关宜馨在本书开篇坦言，初入中国的她原本打算研究的是“童年的医疗化”问题，这一思路受到了玛格丽特·洛克（Margaret Lock）通过日本的“拒学综合征”检视其现代性的症候的启发。然而来到昆明这座内陆小城后，她看到更多的并不是“童年的医疗化”，而是对父母行为的“问题化”。如今社会竞争赛道依然在不断收窄，对千禧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来说，从中学到大学，每一个暂时安全的彼岸都变成了新一轮竞赛的起点。社会生存的压力与痛苦也不断从成年人的生活向儿童的世界下沉。二十年后的今天，青少年抑郁症早已在校园里不甚稀奇，小学教室里的ADHD诊断率也与日俱增，精神科、儿童心理科的诊室内外坐满了愁容满面的家长。“生病的孩子”的确成了真切的时代症状。

写作本文时，我就生活在作者当年的田野地昆明。马加爵的故事依然留在这座城市并不久远的记忆中。或许人们已经不记得谁是徐力，但不久前才宣判的吴谢宇弑母案又在舆论场上掀起新的波澜。二十年来此消彼长的“好学生犯案”一直被专家们视为映照中国教育弊端的一面镜子。不变的是，亲子关系和家庭环境依旧是众矢之的，把一切归咎于“有问题的父母、有问题的养育”已经成为最方便的诊断叙事。而孩子的成长道路如何被社会历史环境所塑造，仍是鲜少被讨论的话题。

关宜馨从未轻易地倒向主流话语，相反，作为一个生长在美式教育文化中的学者，她在中国家长们看似寻常的养育策略中发现了一种异于西方想象的行动哲学。她的立场反映出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倡导的人类学做法，即向“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学习他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智慧。然而作为一个回到故土的人类学者，我的文化参照系和知识批判目标与关宜馨不尽相同。在共情普通人的处境、借他人之眼反思自己浸没其中的文化日常之外，我也试图去追问，究竟怎样做才能让“与我一起工作”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

重新用中文阅读一遍这部熟悉的作品让我倍感亲切，如同透过父母的视角回溯了一遍自己长大成人的历程。书中的许多人物都让我有似曾相识之感。那位猛烈抨击教育体制、又不得不让孩子加入这场无稽竞赛的邓先生，让我想起高中时候的班主任——入学第一天他就向全班同学坦言，高考制度有不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它。这样的“不得不”或许不只是中产家庭独有的困境，而是竞争体系之下挣扎求生的渺小个体共享的处境。和我一样，如今关宜馨研究的那一代孩子——思文、晓明、吴琳琳们都已长大成人。年少时的我们，曾无比确信《我的青春谁做主》里崇尚的自主与自由，倔强地对抗过父母的好意，对他们满怀关切的劝告嗤之以鼻。如今我的不少同龄人也有了孩子。当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开始成为家长，要如何面对教育环境中种种新的“情势”？在下一代的养育问题上，我们是否超越了父母当年面对的困境呢？抑或是，我们比自己的父母更加懂得审时度势了吗？

的确有越来越多的父母们开始勇敢地尝试种种“另类选择”：试图挣脱“高考”赛道的中产阶层开始放眼全球，为孩子谋求一个更宽松的成长环境；不愿孩子的生命力在应试体制中折损的家长们奔向苍山洱海，把教室建在田园之间。这些调转方向的努力并不意味着这部二十年前的研究失效了，恰恰相反，在主流教育体制内外，不变的正是为人父母的道德面向——家长们依然面临着左右为难的情感挣扎，也依然在努力配置手边的“条件”，即便他们如今为孩子营造的美好人生可能通向“林中的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