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农·李·道迪：选择被埋葬的方式，是我们最终的权利

【编者按】“我们能清醒地预知自己必有一死，但又施展各种精神和文化柔术，假装自己不会死。我们想方设法地控制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在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访谈中，《我想这样被埋葬》的作者香农·李·道迪分享了自己对于美国殡葬形式和对于死亡的观察与思考。值得留意的是，殡葬公司在过去一百年里发生的变化加起来，都不如近十年的变化多。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从一个“假装死亡不存在的社会”，逐步开始延长与逝者告别的过程。

澎湃新闻：死亡一直是比较私人，甚至禁忌的问题，您在采访中经历过怎样的情绪化时刻？受访者为何愿意与你分享他们的私人体验？在您看来，人们是否也需要一个谈谈死亡与殡葬的契机？

香农·李·道迪：是的，在采访的过程中，我确实经历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时刻。当我经历情绪波动时，眼泪也时常涌上眼眶。我在书的开头就讲述了这样一个瞬间：当时我在街上采访，一位身穿万圣节服装的年轻人回答了我的问题，他透露自己不久之前刚刚经历了一场告别——他的朋友因癌症去世，而这位朋友曾请求大家为她举办一场“告别派对”。

在更长时间的采访中，我认为坦诚分享自己的失去和脆弱是很重要的。我希望让受访者明白，尽管我是研究者，但在情感层面上，我们是平等的。令我惊讶的是，许多非专业人士都愿意和我探讨死亡，尽管他们经常表示，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我的两个核心问题：“你希望在去世后如何处理自己的遗体？”以及“你认为人死后会发生什么？”

我确实认为，能够谈论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悲伤的经历是很重要的。如果无法表达，这些情感就会像伤口一样化脓，并可能导致我们因恐慌或尴尬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澎湃新闻：书中写道：殡葬公司在过去一百年里发生的变化加起来，都不如近十年的变化多。其中许多人放弃“遗体防腐”的转变让人印象深刻。您提到11事件以及新冠让美国人改变了过去对于死亡的“否定态度”，不再假装“死这回事根本不存在”。能否请您深入谈谈这些事情如何改变了人们对于殡葬行为的观念？

香农·李·道迪：我认为这两次大规模死亡事件对美国人来说都是巨大的震撼，同时也冲击了我们在经历死亡后过快恢复“正常”的方式。在第一种情况下，尽管9·11造成的死亡人数远少于新冠疫情，但它的暴力性通过电视直播被展现出来，使几乎所有目睹这一事件的人都受到了创伤。那天早晨，我们见证了数千人瞬间化为尘埃——等同于直接被焚化。在那之前，美国人仍然坚持需要找回遗体，以完成哀悼过程，并将遗体作为死亡仪式的核心。然而，在9·11事件中，许多遇难者的遗体根本无法找回。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无法否认死亡的发生——而这种否认在战争时期的失踪士兵（MIA）身上却时常发生。因此，大量的人不得不同时放弃对遗体的执念，而公众哀悼也再次变得可以接受。这种转变本质上逆转了美国葬礼仪式的一个重大变革——1860 年代美国南北战争带来的大规模创伤促使人们开始努力保存和归还战死者的遗体，最终催生并普及了现代防腐技术。

新冠疫情则有所不同。其死亡人数在全美范围内极为庞大（超过 100 万人），但不同人的体验却有所不同，这取决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居住地、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以及对疫苗的态度。在疫情初期，当尸体不断堆积，严格的社交隔离仍然必要时，家庭和殡葬从业者最痛苦的经历之一，就是无法通过公开的葬礼与社区一起完成治愈性的哀悼仪式。许多人将悼念活动转移到了线上，或者选择推迟仪式。而另一些人，尤其是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则直接目睹了这场疫情，并深刻体会到长寿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年轻的专业人士开始提前规划和安排自己可能的早逝，这种情况前所未有地增加，推动了殡葬行业提供更多绿色葬礼的选择——现在这是美国70岁以下人群的首选殡葬方式。

但也有一些人选择逃避事实。在他们所在的小城镇里，没有大规模的死亡场景，他们便否认疫情的严重性，甚至否认它的真实性。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他们通过阴谋论来安慰自己。除了疫情初期流传的几张殡仪馆和停尸房不堪重负的照片外，新冠死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更私密、更少被电视转播的事件，不像9·11那样被公众目睹。因此，人们更容易忽视、否认甚至歪曲它的影响。

《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海报

澎湃新闻：书中引用了英国记者杰西卡米特福德的观点：过分讲究地处理遗体是很不得体的。她也极力倡导低成本的直接火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殡葬业中诸如遗体防腐，昂贵棺材等处理方式，是否具有令人不安的资本主义特征？

香农·李·道迪：“令人不安的资本主义特征”是理解米特福德批判的一种方式。她认为殡葬业者是贪婪、咄咄逼人的推销员，甚至是不择手段的骗子，他们利用人们情感上最脆弱的时刻，诱使他们购买华丽的棺材或其他“并不必要”的选项。尽管米特福德本人是英国人，但直到今天，许多美国人仍不假思索地重复她的观点。然而，我发现她的论点存在几个问题。

首先，她实际上采用了一种非常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定义“必要性”——即只考虑物质和实用需求，而不考虑人的社会、情感或精神需求。这是一种“福特式”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她认为满足这些需求是“浪费金钱”，文化和个人差异都不应被纳入考量。

其次，她误解了美国殡葬业者的利润和动机。实际上，他们的平均薪资低于教师，而教师的收入本就低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位收入。在我的采访中，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殡葬业者都是真心想在困难时期帮助他人。他们主要是护理者和仪式专家——换句话说，他们是治愈者。

第三，按照自由市场的运作逻辑，如果没有人需要殡葬业者提供的服务，人们自然会寻找其他选择。米特福德撰写作品的20世纪中期，美国人希望对遗体进行防腐处理，用精美的棺材和个性化的墓碑表达对逝者的尊重，并举办庄重的告别仪式。而到了21世纪，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殡葬行业也在做出相应调整——这正是我在书中记录的内容。殡葬业者从来无法决定客户的需求，但如果客户不确定，他们通常会被引导选择最普遍的方案——即他们的邻居们所选择的方式。

第四，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研究世界各地的文化，而仪式一直是这个领域中最持久的研究主题之一。每个社会都有所谓的“人生礼仪”，用于标志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转变：出生、命名（或洗礼）、青春期、婚姻，有时还有更年期，最终是死亡。其中，出生和死亡是最普遍的仪式。在工业化之前，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社会会认为葬礼是不重要或浪费钱的。事实上，葬礼往往是最重要、最奢华的仪式，因为它们帮助修复因逝者离世而破裂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是对逝者的尊重，赋予生命以价值。在许多信仰体系中，仪式对于帮助逝者顺利过渡到来世，或显示祖先地位至关重要。奢侈品、宴席、特殊的工艺品以及支付仪式专家的费用，曾被认为是值得投入的支出，以满足所有这些需求。

因此，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竟然把葬礼视为金钱浪费或过度资本主义的象征。相反，我们为什么不质疑婚礼的花费？婚礼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远小于葬礼，而你一生只能死一次，却可以结婚无数次。说到这里，我也很好奇，我们为什么没有“离婚仪式”？毕竟，离婚同样是一个标志社会关系重大变化的时刻。

澎湃新闻：您提到，在遗体的处理问题上，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教传统正在逐渐失去影响力。在您看来，这种转变是否代表一种世俗化？您在研究过程中会询问受访者的一个问题是，你觉得我们去世后会发生什么？你是否从人们的回答中发现某些共性？

香农·李·道迪：世俗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是指政教分离的承诺吗？还是反宗教？抑或是对宗教宽容的推广？又或者是在个人层面上，一个人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根据这些定义，我并未发现美国社会在世俗化方面有一致的转变，尽管如今只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人认同某种有组织的宗教。相反，美国人正变得更加“灵性化”，这与世俗化不同，我在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

当我询问人们希望如何处理自己的遗体，或者他们对来世的看法时，最常见的回答是：“我想变成一棵树。” 这种回答表明，人们将死亡视为一种转化，而非终结。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渴望——希望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治愈，并与大地重新连接。面对工业化和人口过剩对地球造成的严重破坏，人们越来越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看不见的死亡，标志着科学与工业对死亡的占领。越来越多的死亡发生在医院，由职业殡葬师负责。人们似乎距离处理死亡这一事件越来越远，美国成为了一个假装死亡根本不存在的社会。在您看来死亡是否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某种互斥性？

香农·李·道迪：在我的书中，我实际上提出，我们正在迅速摆脱20世纪的“隐形死亡”时代。这一概念已不再准确地描述我们当前的状况，我在书的最后一章对此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诠释。相反，我们正朝着通过临终关怀，在家中去世的方向发展（我的母亲于2024年12月在家中去世，当时我和我的兄弟陪伴在她身旁），以及越来越多的 DIY（自己动手）葬礼和悼念仪式。死亡正在回归家庭，重新成为一种亲密的家庭事务。

至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巨大的话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本主义依赖于将我们所有人视为可以被替代的劳动力，因此任何一个人的死亡似乎都无关紧要。这或许可以解释，在高度资本化的世界体系中，无论是在民主还是专制政权下，人们对暴力的高容忍度以及威权主义的崛起。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也没有时间去“浪费”在无法量化的人类需求上，比如哀伤。在美国，贫困人口不仅没有政府保障的丧葬补助，甚至连丧假都没有。所谓“慷慨”的雇主最多提供三天的假期，这段时间勉强够人们去外州参加亲人的葬礼。对于失去孩子的父母，或失去伴侣的配偶来说，社会并不认为他们的悲伤是一种需要时间恢复的情感创伤。

澎湃新闻：您提到在殡葬问题上，个人拥有选择权，在您看来美国殡葬行业的转变是否顺应了这种思路？另一方面，人们的转变是否也受到了社会事件对于死亡和殡葬的冲击？选择殡葬的方式，是否是个人意志与权利最后也是最终的体现？

香农·李·道迪：我确实认为，美国的殡葬业正在回应个人为自己或亲人做规划时不断变化的需求。这个行业相对保守，变革缓慢，但在过去十年间，各种形式多样的新选择迅速涌现，从人体城市堆肥到用火化遗骸制成的肖像画。人们希望通过个性化的遗体处理方式和仪式，来彰显逝者的独特性，这也是一种强调他们不可替代性的方式。

澎湃新闻：书中的一个重要观察是美国人希望保留自己的遗体，从物质主义的角度出发，身体具有唯一的确定性。似乎在死后，完整的身体也成为连接生者与死者的纽带。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否提供了某种抚慰，代表了逝者的精神，延长了告别的时间？

香农·李·道迪：是的，这正是我在书中探讨的内容——大多数美国人将身体视为个体独特灵魂的象征，这解释了为何美国人在传统上如此重视遗体，同时也促成了如今诸如纪念首饰等新兴的做法，这些首饰通常会融入部分火化后的遗骸。人类基因组的发现以及我们独特的DNA标记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念。

过去，对遗体进行防腐保存的做法更多与基督教的字面复活信仰相关，特别是相信基督再临时肉体将复活的教义。尽管这一观念最初主要存在于某些基督教派别中，但它后来传播到其他群体，包括部分非正统派犹太人。然而，这些神学理念已被争论了几个世纪，如今甚至连天主教会也允许火葬。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用逝者的骨灰做纪念品，以及美国人在过去对拥有一块墓地的坚持。在您看来，这些行为是否都代表了一种对于永恒性的执念？

香农·李·道迪：我不会将这些行为描述为对“永恒”的痴迷，而更像是一种维系与逝者之间社会和情感联系的需求。永恒并不等同于来世。拥有一块墓地意味着你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在那里与逝者交流，给他们带去礼物，提醒自己他们的生命以及对你的影响。

对于用火化遗骸制作的首饰或艺术品，这是一种让他们的记忆长存，并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他们精神陪伴的方式。唯一可能例外的是那些选择用火化遗骸制造人工钻石的人。钻石可以存在数十亿年，这几乎就像一种“来世”了！在这个意义上，人造钻石的确会比我们所有人存续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