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诞辰120周年｜《施蛰存年谱》的撰述历程

【编者按】

2025年是施蛰存诞辰120周年。为纪念施先生120年前在杭州诞生，浙江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施蛰存年谱》，详细记录了施先生的一生。本文为该书的后记，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载。

施蛰存先生（1905-2003），沈建中摄

正在筹备增订《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版）的2018年秋间，忽然接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教授来邮邀约，命我撰著这部《施蛰存年谱》，真是喜出望外。其实我早有志于撰述施氏年谱，毕竟“编年事录”与年谱是不尽相同的两种文本形式，编纂要求与目的显然迥别，而学术规范和方法却是大同小异的。

年谱以及所谓“编年事录”都为传统的史学体裁，就是以爬梳文献、揭示史料来弄清并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通常以编年体记载人物生平事迹，依据谱主或传主的有关文章著述、文献资料等所载记录，加以严谨考订，评判有据；尤其甄别真伪，合理取舍，进而按时编次，“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杜预《文选卷四十五·春秋左氏传序》）。

相对而言，从承继文史学传统性来论，“编年事录”这类文体的编撰方法，与年谱息息相通，着意撰述之周详缜密，力求“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周易·系辞上》）的方式，叙述多以引文为载体，旨在构建史实现场感、强化事迹阅读感；更重要的是可对传主生平活动细加考索辨析，是赋有考证特征的研究性传记文本。从这方面来论，蒋天枢编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堪称典范之作，老先生恂恂谦厚地在“题识”里写道：“所知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谱，故题‘编年事辑’。”如此学术风范，不仅使我尊崇，而且指明这类文体从属于年谱，也可以说是年谱类的分支体裁。

而从传统年谱的体例、规范、考索方面来论，则要求更规整、更精练，“故撰录事迹，诠次法程，钩元提要，庶有取尔”（章炳麟《正学报缘起·例言》）。行文往往述而不作、叙而不议，句型句式更为简明精准，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对谱主行谊应有相对的明确性和肯定性，纯属树碑立传式的文本。

历来撰述年谱的学术传统，非常重视“精审”功夫，“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我所期盼的著述境界，于我又是一项学术挑战。所以，我认定对自己要求有较完善的研究基础训练，方能完成这项撰著施氏年谱的任务。

一

早在1998年初春，承三联书店吴彬女史高谊，推荐我加入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丛书，由此拙著《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问世。书内“小传”“访谈实录”，都尽力用心撰写，且注意系统性叙述。按丛书体例，要求有个千余字的“大事年表”，可我一发而不可收，却撰写三万字的《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讫2001年5月），附于书尾。

当时撰述颇有拓荒体验，悠然浮现眼前。长期以来，有关施先生的资料庞杂零散，记录有同有异，个别说法互为牴牾的也有。为此，费时三年，业余时间大半都在图书馆度过，从找寻素材入手，点滴累积；而对于具体问题，很多是在施先生的帮助之下，逐一探究梳理而获知，如生辰，名、字、学名，中学毕业时间，任教多所学校的薪水情况，还有多种未完稿、未刊稿和遗失稿题名，以及抗战胜利后曾编《大晚报》副刊之经历，不可胜数。当时囿于“丛书”的体例和篇幅，未能详尽，可作为研究性文本，印行整整二十余年来，在写作方法、过程和搜辑史实的扎实层面上，姑且有些自得。

接着撰著《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版），亦写作《贾植芳先生年谱初编》附于书末。对我来说，不仅是迎难而上的课题，尚能促使自己更好地掌握研究方法，获得提升专业的学术觉悟与识见。

然后，又费了十二年的工夫，奋力得125万字，撰成《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至此所耗时都十六年。最初的撰述构思，即以编年体例为“经”，以纪实体裁为“纬”，考索细节，把适用的零碎材料组织串连起来，构成其毕生行谊。并于这部研究性纪实文本，注重引文的表述形式，坚持“事录有据，录有所源”，在撰述上做到听闻的就是听来的，见诸于资料的就是抄来的；假如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像自己亲闻、亲见和亲历似的，岂非穿窬。

这期间，图书馆查阅显然是重中之重，多少有点“读书破万卷”的抱负，以求实践读书得间、博洽多闻的志愿，目标是要把施先生的著译以及所刊文章，其版次、期号、篇目、署名，争取调查清楚，虽说是撰述于《编年事录》，可我的撰述过程恰似在编一份施先生的全集篇目，其殆庶几乎。

那时，从施先生的出生地杭州起，苏州、松江、慈溪、长沙、贵州、云南、香港、福建、南京、北京，凡他经过之处，均为我寻访踪影必到之站，并写作《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相继出版拙编《北山谈艺录》（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云间语小录》（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北山谈艺录续编》（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唐碑百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施蛰存日记·闲寂日记、昭苏日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施蛰存序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雨的滋味》（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别有《从北山楼到潜学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这些阶段性成果，如同构造大厦那样添砖加瓦，都为我撰著《编年事录》打下稳固地基。

在《编年事录》印行后，仍不懒不馁，兴味尚盎然，按王国维教导“故深湛幽眇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烦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国学丛刊》序），在力图全方位持续阅读文献的基础上，积日积时地搜集，拥有了十来袋卡片和复印素材。同时选编《北山译雨》、《文饭百衲》、《施蛰存诗卷》（二卷），还编定《施蛰存集古文录》（十二卷）拟目，皆因延宕而错失良机，但编纂过程亦为扎实基础；好在拙著《北山楼金石遗迹》（三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得以印行，更使我准备增订《编年事录》的信心倍增，亦是我撰述这部年谱之“粮草先行”。

《施蛰存年谱》出版纪念藏书票

二

我当然加倍珍惜治纲教授提供的如此难得的治学机缘，下了决心，谨慎从事，心愿不能制造伪劣品。于是，重温顾起潜老人对于年谱论述的辅导，以及罗尔纲老先生治史考证方法的启示，制定了撰述流程与路径，将2012年以后所得的十来袋素材，细加整理出适用的电子文档资料，择取重要并精准应用，先行增订《编年事录》，待有了一个初稿轮廓，再在此架构上梳理谱主行迹，参照传统年谱的范式从事写作，在研究性的深化层面，致力于严格的清晰的文本转变、叙述调整和妥善撰作。

遂即倾力整理这十来袋素材，一鼓作气辑录半年，深感量大繁重，考虑再三，这确是一条学术训练之正路，治学好比跑马拉松，讲究耐力，发扬细致沉着的学风，像沈从文先生的“欢喜打硬仗，不求什么侥幸速成，不怕泥沙杂下，总认为这个工作，就必需坚持下去”。其间治纲教授常来邮件鼓励，终于收获可用于增补的30余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撰著这部《年谱》的前期准备。

这批材料，大都已进入公共领域，基本上是栖息在图书馆、数据库，或散落于市肆网站、拍卖图录，也有最近新出、新见的材料；纵然孔孟老夫子尚未见过，抑或四书五经亦失收，可实为研究公器，更无“先见是王、后见为贼”之分，在我只是做了搜辑、归纳、整理和运用的工作。再说任何“大部头”著述，因所获材料受制于流转实际和时间截点，通常若干年后方作修订，吸收新出新见的材料，阐述新论点新观点，也是学术惯例。除了当年施先生以及师友们提供的资料外，尚有散见于市肆材料，起初露面或模糊，或隐蔽，也有仅见信封邮戳，过数年后流转方露真相，皆为我撰述的增益良机。

毕竟闻见有限，在恪守“不知为不知”之训的同时，也明白贪多求全并不可取，捡到篮里未必是菜，诸如讹字笔误、有失公允之词、“记忆并不可靠”等疑问；而搜采信札、日记以及未刊私稿、手抄稿更需辨证，因其文体相对主观感情色彩浓厚，时有发生离实际相去甚远的情形，盲从极为可怕；还要警惕充斥“卖点”的低级庸俗小报书刊之造谣，如果是非不分，为着猎奇而搜求隐私，或轻信这些侮辱性谣传而抄引入谱，势必跌落以讹传讹的泥沼，误导读者，进一步诋毁谱主。况且从人类祖先抓起树叶遮羞之时，隐私就已为人们的自然权利。编纂年谱岂能道听途说，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亦可适用“疑罪从无”原则。这就需要披沙简金般的辨伪考据，致力于撷取精华的剪裁功夫。

顾起潜老人教言“窃谓年谱之作，难于资料之搜集”，“均必点滴积累而成，非一蹴即就之业。勤采博访，偶遇一事，如获至宝，亟以入谱，深恐一纵即逝。在同好者见之，自能称赏；在不事考证者见之，往往以为繁琐，此乃见仁见智之异也”（《文衡山先生年谱序》）。我为这部《年谱》搜辑的材料，除了施先生的日记、书信和作品之外，还广泛于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地方史、出版史、抗战史等关联，以及许多与施先生交游者的信件、笔记，乃至传记、年谱、全集等，包括与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诸位的往还文字，凡目力所及，有的放矢地摘录要点，如关于“《庄子》《文选》”“献策”“第三种人”“《现代》和《文学》”等史实，也就一目了然。

既然勤于搜求，手头已有积累的材料，然而写作过程在于理性的学术判断，激活已入囊中的资料，更好地把握谱主事迹与编年之间的关系与准确度，采用综合互证的研究方法，从背景宏观至个体微观，尽力依据历史文献与时期语境，有机地将引文融入于编年叙述之中，使这位知识人近百年的生活与文学轨迹，能置于二十世纪历史文化的大框架中来展现，试图以“发未发之覆，道未尽之言”的理念，体现自我思考、认识、见解以及刻意探究史实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

从《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到《施蛰存年谱》，在这二十余年间，正是图书馆检阅方式的转型期，由抄写、复印、相机翻拍、手机拍摄到随意下载；由查检目录卡片、一页页翻阅原刊、一盒盒观览缩微胶卷到电子屏检索，直至访问数据库。一路走来，体悟便捷，衷心希望各类数据库发达，更加公益性地开放；但无论如何，数据库仅仅是服务学术的工具，而在研究质量上万万不可因速成而退化。

谢泳教授长期关注网络时代的治学，多有坦率观点：“辑佚工作的收获很多，中国现代文学尤甚，但我们都知道，其中的许多工作是通过机器来的。”“机器瞬间能找到的史料，严格说就不是史料，是现成知识，现成知识只能是解决新问题的辅助史料。”（《新时代的文史研究》）因此在检索和写作时，应有起码的学术追求和目标，不能满足于为“辑佚”而“争功”，何况凡进入公共领域的材料都具有共享属性，无“佚”可辑，大可不必“抢跑道”。

这些年来，大家都注意到“如今检索这么方便，研究者断章取义，胡乱发挥，是常有的事”（陈平原《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遑论有待于不断完善的阶段性著述，亦有失实失误之处，更有草率编印的伪本。倘若缺乏判断，优劣不辨，盲目引用，极易沾染“移花接木”之疾。章太炎语重心长地说：“今日著书易于往哲，诚以证据已备，不烦检寻尔。然而取录实证，亦非难事；非有心得，则亦陈陈相因。不学者或眩其浩博，识者视之，皆前人之唾馀也。”（《再与人论国学书》）谢泳教授也说得通透：“有些学者，总能长篇大论，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长篇大论和高头讲章，总是要在别人已见史料或者原创结果上的延伸。”（《新时代的文史研究》）果如是乎？“演义笔法”泛滥，因袭徒标字数，则獭祭饾饤，助长了泡沫化的环境。

葛兆光教授指出“对于他人的论著只选择看与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甚至把他人的论著当作‘资料转运站’，从里面转手抄撮一些文献”，“完全不顾上下文语境，很少体会他人的研究思路、资料取舍、分析立场”（《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又谈及“很多人不按照规矩、堂堂正正来读书引书，而是拍拍脑袋，好像都是自己的新发现，甚至把别人说的话题做的课题拿过来，包装包装，改造改造，就算自己的了”（《在旧传统和新时代之间》）。有次在图书馆阅览室与我所敬重的“冷板凳”长者攀谈，不知怎的竟然说起“文抄公”“文剪公”“文窃公”“文盗公”，老人家忿然说：“一边捧着我的书在窃思路、剽材料、偷字句，一边却虚张声势、不懂装懂，如何为人师表？”在我认识，多有轸慨，以当儆戒也。虽说“谁没有年轻过”，可在继承发展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方面，应该理性地体味不同研究环境和条件的差异，学习前辈学者们那种披荆斩棘、百折不挠地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连伟大的牛顿也有名言“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见，不断提倡严格的学术伦理、朴实健康的研究风气，显得多么重要。

有位学刊编辑在谈及刊物质量下滑时说，当治学基础和学术素养明显不足时，在急功近利动机的驱使下，数据库也会发生副作用，有时面对轻而易举的检索结果，大惊小怪，望文生义地生搬硬套。他戏言，最初是“辑佚大兵”压境学术报刊，近年“找碴大军”伏击学术阵地，罔顾过去式的阶段性成果，抓来当活靶子瞄射，“更有一批人，完全不按学术基础和规则，以一知充百知，拿放大镜在别人身上找碴儿，只要找到一个碴儿，就证明我比你高明”（葛兆光《在旧传统和新时代之间》）。因而，时有违背常识，一知半解地闹笑话。

看来面临的关键是，“萝卜干饭”还要吃、“冷板凳”还得坐，应该以深入研究的学问支撑来检索所需素材，注重运用新见史料进行探索自我的崭新的学术见解。我的体会是，要有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只有读书多，才能见识广，就会激发问题意识，产生设法研究的驱动力，思考议题不时跳出，那就一个个地消化。这样研究与写作便有提升的目标，就需要更充实的相应资料论证，再在数据库的协助下搜集潜在资料，把握源与流、表与里、因与果的内在关联性，通过整体与局部、现象与本质的分析，着力打通新见材料在基础层面与深度研究之应用，进行客观的学术史评估，以宽广视角去解读、分析、判断，感悟具有探究价值的论题，体现自我的钻研赋能。

当这部年谱写定成稿时，尚有意犹未尽之感，忆及1998年暑间看望施先生，他抬头就递来手上的书，说“胡从经送来的新书，你看看后面的跋”，何也？读了立刻想到先生早已有的诲教和一再提醒，而经过这些年体验，则更是清楚明白了。清朝学者郎梅溪谓：“若不多读书、多贯穿而遽言性情，则开后学油腔滑调、信口成章之恶习矣。”既然为学岂能如此，我的这部年谱实在向往走走治学的“渔人之路”，期待像张文江教授所解释的那样“行行复行行，包含着渔人一路的精进”，“‘忘路之远近’极要”，而“山口‘初极狭才通人’，正是进入桃花源前的艰难境地，所谓‘黎明前的黑暗’，坚持走完最后的数十步，终于‘豁然开朗’而到达目的地——‘桃花源’”（《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桃花源记>解释》）。有关这部年谱的缘起，很值得纪念，先于此略叙大概，竭诚致敬施蛰存先生诞辰120周年。同时，承蒙洪治纲、宋旭华、吴心怡诸君鼎力相助加持，敬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