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错觉：在法的门前，你是个例外

“在法的门前”是《审判》小说里“故事中的故事”。它重现了小说的事件结构，又对小说的故事作出了“解释”，尽管解释的多样性又使它变得“奇形怪状”，难以理解。

这个据说是写在“法的序言”中的故事，是神甫在大教堂讲给K听的。他说，K对法院存在错觉，“在法的门前”讲述的正是这样的错觉。我把故事最开始的部分引在这里：

在通往法的大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有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求进法门。可是，守门人说，现在还不能允许他进去。这人想了想后又问道，那么以后会不会准他进去呢？“这是可能的，”守门人说，“可现在不行。”

故事的结局是，乡下人想尽办法也没有得到守门人的许可进入法的大门，最终老死在了法的门前。临死之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问守门人，为什么除了他之外，从来没有见过别人要求进入这道门。守门人回答说：“这儿除了你，谁都不许进去，因为这道门只是为你开的。”

接下来是神甫与K之间有关这个故事的讨论。K的第一反应是：守门人把乡下人给捉弄了。他的理由是：假如这扇门是专门为这个乡下人开的，那么守门人就有义务让他进去；守门人的职责也许是把其他不属于这道门的人阻挡在外，但绝不是把这个乡下人阻挡在外。

K的理解包含了有关守门人职责的一个解释。一扇只为乡下人而开的法门，如何可能存在一位守门人？显然，他的存在只能由这样一项职责来说明：他要防止无关人的进入，从而确保这扇门只为乡下人打开。

但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解释却未必成立，因为乡下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看到有除他之外的第二个人来到这扇门前并试图进入。每个人都追求法，而且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门。这件事看来根本不需要借“守门人”来实现。也许造物主或者立法者或者无形的命运直接就确保了这一点。所以，在故事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错误地走到了属于别人的法门之前。

神甫反驳了K的看法，只是他没有回应为什么会有“守门人”的存在。守门人的存在只能从他接到的命令得到解释。这条命令就是：“现在不能放他进去”。他接到的第二条指令是拯救的“消息”：“这道门只为他打开”。K认为这意味着守门人因此负有一项义务：放乡下人进去。关于这项“义务”的具体含义虽然并不十分清楚，但K显然为守门人增添了一项积极的行为要求。

神甫的回答则告诉我们，守门人没有捉弄乡下人。之所以守门人在最后才告诉了乡下人拯救的信息，是因为乡下人是在最后才问出了这个问题。在神甫的解释里，守门人是一个严格执行命令、履行职责的典范。他唯一超越了职责而可能招致非议的行为，据说是他暗示了“以后可能放乡下人进去”。也就是说，如果要严格执法，那么解释是不允许的。

假如法是神圣的——比如它们是神给人立下的文字，就像摩西律法那样——那么它们的每一个字都是神圣的。最严格的执法和守法行为，就只能是“重复”这些神圣的文字，而不是动用理智加以解释。神甫对守门人的评价，似乎就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下。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似乎可以列出守门人的具体职责：

第一：回答乡下人要求进入的请求，且答案是：现在不能放他进去。

第二：回答乡下人有关拯救的提问，且答案是：这道门是专门为他开的。

也就是说，守门人的职责其实来自他作为向导的根本职责。他履行职责的方式也是得到严格界定的，那就是回答乡下人的问题。首先是回答提问（向导），其次才是两个问题的答案包含的具体内容：一条是禁令，另一条是拯救的消息。禁令具体地界定了守门人作为守门人的含义（狭义的“守门人”）。

在神甫看来，Z的第一反应——守门人捉弄了乡下人——归根结底来自于他的这样一个判断：“现在不能放进去”的禁令，和“门只为他而开”的消息是相互矛盾的。神甫说，并不矛盾。的确，两条信息是不矛盾的，因为“现在不能放进去”字面上只禁止了一个有限的时间，所以是可以与“门只为他而开”同时成立的。毕竟，乡下人的理解、守门人的暗示都指出：以后进去“这是可能的”。

可是，乡下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守门人的允许进入大门。如果“现在不能放进去”意味着终其一生都不能放进去，那么它怎么可能不与“只为他打开”相矛盾呢？或者守门人执法有误，或者两条指令相互矛盾。

神甫却说，守门人尽忠职守，一丝不苟；而且两条指令并不矛盾。他甚至更神秘地说：那条“现在不放进去”的禁令，暗示了（leads to）“门只为他打开”的消息。K与神甫的讨论让故事变得复杂，核心问题是这样一条“解释学”的教诲：“对同一事情的正确理解和误解并不完全是相互排斥的。”这本身是个内容丰富的大问题。但它似乎是附属于另一个更加神秘的问题的，也就是：神甫所说的“暗示”（或者“导向”）该怎么理解？“现在不放他进去”，怎么会“导向”他的拯救——“这门是只为他而开的”？

让我们接受以下前提：守门人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而他的职责就是回答乡下人的问题。现在乡下人来到他的面前，问，他是否可以进入大门。守门人说：现在不能允许他进去。这人想了想后又问道：那么以后会不会准他进去呢。“这是可能的，”守门人说，“可是现在不行。”

无论是读者，还是乡下人自己，都被这个禁令的条件吸引住了：是“现在”不允许。因此他便问了“以后会不会准他进去”的问题。连守门人都说：这是可能的。可是，守门人始终没有允许他进入，这个事实说明，乡下人在对“现在”的理解上，其实是错的。因为，只要他再次问起是否允许进入，守门人将给出同一个答案：现在不允许。“现在不允许”恰恰是神圣的法的命令，守门人没有任何裁量的余地，而只能给出这同一个答案。于是，乡下人每一次提问，就会再一次把这个“现在”给问回来。

乡下人的提问和守门人的职责共同确定了“现在不能放他进去”这个禁令的含义：它永久地禁止了乡下人的进入。神甫在反驳K 的过程中实际上提示了：是乡下人自己决定了这样的含义和这样的结局。更具体地说，是乡下人的“解释”决定了他的命运。

在反复得到禁止进入的回答之后，乡下人开始想办法，比如试图用礼物来买通守门人。这意味着乡下人对处境有了进一步的解释，这个解释就直接呼应了小说中K自己的处境：乡下人现在认为，他之所以被阻挡在法的门外，是因为守门人枉法，滥用权力；为此，他想用腐败来对付腐败。守门人不为所动，所以乡下人的理解仍然是错误的。

但根本的误解还是对“现在”的解释。乡下人的命运是被他的“时间观”决定的。他在得到“现在不允许”的回答之后没有放弃，因为他认为还有“以后”。如果说他每一次的提问都把“现在”重新带了回来，那么他也在坚持，每一次的“现在”都又带来了新的“以后”。结果是，他终生不得进入法的大门，却始终带着由“以后”许诺给他的希望（日常生活中被日期、计时装置的具体刻度所划分和固定的时间，让人确信，任何一个现在，作为一个确定的时间点，都必然会过去）。

“以后”让乡下人留在了法的门前，“现在”则不允许他进入。他的一生就这样度过了。我们可以说，老死在法的门外的乡下人其实是被他所追求的法“抓住”了：不得进入却也不得离开。这也呼应了K在小说里的处境：他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而且最终在门前死去了（被处决了）。

根据阿甘本的解释，“例外”（exception）的前缀和词根分别表示“抛置在外”和“抓住”两个意思，所以“例外”的意思其实是在被置于外部的同时又被来自内部的力量所抓住。在法的门前的乡下人，其命运正是这种“例外”。

K的处境同样如此。而且在小说中，似乎除了K自己，其他所有人都知晓他的案子。他被从人群中“提取”出来了。这就更像一个被当作“例外”塑造出来的形象。可是小说中只有一个地方谈到了“例外”：在大教堂里，K和神甫谈了许多话，让K觉得神甫是他所认识的法院的人中，唯一值得信任的人。他说：神甫对他太好了，“在所有属于法院的人当中，你是个例外”。可是接着，神甫就指出这是K的错觉：他对法院的看法是错的。然后就是他讲述的“在法的门前”的故事。

神甫不是例外。他同所有其他属于法院的人是一样的，都受法的指派，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是职责的内容不同。相反，正是因为包括神甫在内的整个法院系统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反倒让K成了真正的“例外”：他成了面对普遍之法时的一个绝对的特殊物。乡下人在法的门前所抱定的信念是：法的大门是永远向所有人敞开的。也就是说法是普遍的，无一例外。每个人都属于法。但故事的结局表明：乡下人根本误解了整件事情——他所要穿过的这道法的大门是绝对独一无二的特殊之物，是只为他打开的。然而，“例外”归根结底不属于“法”：神圣的法的每一个字都是不可更动的。这就是说，他不能进去。

为什么“现在不能放他进去”的禁令“暗示了”或者“导向了”后一句话——“这道门只为他而开”？因为这道禁令把乡下人“逮捕”在了法的门前，进不得，也走不得。——这不就是说，这条禁令让乡下人成了独属于这道门的存在了吗？换个角度说，这不就是意味着这道法的大门是只为他而开的么？

如果我们严肃地考虑这个提法——法如果是神圣的，那么它的每一个字都是神圣的——我们会猛然发现，“在法的门前”这个故事中，那道法的大门一直都“开”着，直到故事的最后，守门人才声称要把它关上（因为乡下人已经死了，也就不再需要为他开着了）。K说“这道门只为他开着”是一则关于拯救的消息。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门确确实实一直只为乡下人开着，拯救从来就实现着或已经实现，根本不在“进去”和“以后”。

到头来，我们会发现，最大的错觉出自对第二句话的误解：我们以为门开着，只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开着，表示的是我们的拯救是在门的里面，在门的背后。当然，这个错觉是同有关时间的那个错觉一起运作的。让我们称它为“存在的错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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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