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离婚冷静期有可能取消吗

实施 5 年后，" 离婚冷静期 " 再遭舆论热议，万千声音中，存废之争仍是焦点。

2025 年 3 月初，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在今年的提案中呼吁删除民法典中关于 " 离婚冷静期 " 的条款。

这项自 2021 年民法典实施后生效的制度，从一开始就颇具争议。

民法典第 1077 条规定，夫妻协议离婚时，自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任何一方可单方面撤回申请；期满后 30 日内需双方共同申请离婚证，否则视为撤回。

2020 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蒋胜男，在参加民法典草案的审议时，曾建议删除其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条款。5 年后，她再次呼吁删除。

她认为，" 离婚冷静期 " 是以极少数冲动离婚的问题，限制了绝大数人的离婚自由，强制全体离婚当事人承担额外成本，剥夺公民自我负责的权利。

同时，她还指出，离婚冷静期可能加剧家暴、财产转移等风险，对婚姻中的弱势群体尤为不利，甚至有女性在冷静期第 13 天被丈夫当街杀害。

蒋胜男的意见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许多人无法理解离婚冷静期的存在。可改变并不容易。

一位曾深度参与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立法的婚姻法学者向南风窗表示，在当初立法时，该条款经过了充分讨论，他不明白为什么还在讨论，更不可能因为一次提案就被删除。

" 保守一点的方案是，在实践中出一个司法解释，对（离婚）冷静期进行限缩。"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告诉南风窗，直接删除相关法条，难度确实不小，但对其进行限缩处理是可行的。

" 今年有代表能够提案删除（离婚）冷静期，让大家都关注，是个很好的机会。" 陈碧说。

为防止轻率离婚，是设置 " 离婚冷静期 " 缘由的主要解释。

主流婚姻法学者大都认为，在设立 " 离婚冷静期 " 之前，相比其他国家，中国人离婚太容易了——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到离婚登记机关就可以现场离婚。

而其他多数允许登记离婚的国家会附加一些特殊限制条件，如结婚达到一定年限、需要分居一定时间，甚至有些国家只能通过法院完成离婚程序。

有意见认为，如果对协议离婚（登记离婚）不加任何限制，会导致协议离婚比例逐渐提高，离婚率持续上升。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等的研究也指出，离婚时间约束性政策与离婚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他们比较我国不同政策阶段的离婚水平变化发现，离婚时间约束性政策（类似离婚冷静期）缺位时，协议离婚水平迅速升高、潜在离婚需求得以释放，助推了离婚水平的整体上升；而离婚时间约束性政策在位时，离婚水平则相对平稳。

在 2003 年颁布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之前，国内的登记离婚需要单位或村镇出具的介绍信，需要经历 " 一个月 " 的审查期。

2003 年，这些限制或延缓性措施均被删除，只要夫妻双方达成合意，民政机关可当场办理离婚登记，离婚证 " 立等可取 "。

上述研究指出，2003 年之前，我国离婚率呈低水平上升态势，实施离婚审查期制度时期，离婚率上升速度明显下降。

2003 年取消离婚审查期制度后，离婚率快速上升，从 2003 年的 1.05 ‰（千分）攀升至 2019 年的 3.36 ‰。

此外，从 2003 年开始，登记离婚占离婚总数的比例也持续走高。

1984 年至 2003 年，登记离婚占比在 34%-52% 之间徘徊，期间的平均值占各年离婚总数的 40% 左右。到 2007 年，登记离婚占比达到 69.4%，2020 年达到最高峰 86.10%。

主流意见由此认为，没有门槛的登记离婚导致离婚太过简单和随意，使得轻率离婚、政策性的假离婚现象变多，不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和婚姻的长期存续。

这可以说是 " 离婚冷静期 " 出台的一大背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於嘉告诉南风窗，" 离婚冷静期 " 的设立是在释放一种信号：" 国家想要维持社会婚姻的完整性、稳定性，从而让大家处于一个稳定的制度之中，以减少犯罪率，保持社会有序发展。"

但这会在个人幸福和社会价值之间形成一个张力。於嘉表示，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可能一个人在婚姻中非常不幸，想要尽快离开这段关系，但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管理者要尽力维持婚姻制度的稳定。

而 " 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当下的年轻人越来越看重婚姻中个人的情感满意度，而非考虑家庭或集体主义价值。" 於嘉说，这也是为什么互联网上大家难以接受 " 离婚冷静期 " 的原因之一。

从数据上看，离婚冷静期实施后，确实产生了 " 效果 "。

比如协议离婚占比有了明显下降，从 2020 年的 86.1% 降至 2023 年的 71.94%。国内离婚率也在 2021 年离婚冷静期实施后，从 2020 年的 3.09 ‰，降至 2.0 ‰。

北京大学副教授董浩的一项研究也显示，2021 年 " 离婚冷静期 " 规定使得各省各季度离婚登记数量平均减少 1.03-1.32 万对，较前三年降低了 33%-42%。

但另一方面，登记离婚数量减少的同时，诉讼离婚数量反向走高。

近 10 年以来，诉讼离婚占比经历一个先降后涨的过程，2020 年刚好是个分水岭。2013 年 -2020 年间，诉讼离婚率从最初的 19.57% 逐年下降至 2020 年的 13.90%。

2021 年开始，诉讼离婚率开始回升，当年升至 24.59%，2023 年进一步升至 28.06%。

因而不少声音表示，离婚冷静期减少的协议离婚人数可能大部分转去了诉讼离婚。

而在协议离婚占比和诉讼离婚占比两个数据的一升一降间，离婚率下降的趋势并未实质止住。2020 年，国内离婚率 3.09 ‰，2021 年离婚冷静期实施当年短暂降至 2.0 ‰，但次年又开始上涨，2023 年涨至 2.6 ‰。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类律师业务广告贴，打着 " 网上办理离婚，没有冷静期 " 的旗号，底下有成百上千的评论，清一色都是问 " 怎么办理 "。实际上，这种方式就是诉讼离婚，只是可以通过线上立案和开庭。

上海家事律师李丹对这种转向有所体会。

" 确实有离婚冷静期导致不少人去诉讼离婚的情况，因为大家觉得冷静期太繁琐了，又充满变数。" 李丹说。

如果夫妻双方达成离婚合意，向法院起诉后做一次调解，没有意外情况，法院就会调解离婚，" 和立案庭说好，比民政局的冷静期离婚还方便高效 "，李丹说，而且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比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更有效。

2024 年底调解离婚成功的林玉梅对此颇有感触。

当年 9 月，结婚 12 年的林玉梅因为无法忍受丈夫网贷十几万元买彩票的行为，经过多次说服并承诺如果之后对方能改掉恶习就再复婚后，两人去民政局申请，开始了 30 天的冷静期。

但这 30 天，林玉梅过得很煎熬：" 总担心他反悔，怕他跑到外地（不回来），还拿了他的身份证 "。

可冷静期快要结束时，林玉梅丈夫还是跑去了外地，" 他重新办了个身份证 "，林玉梅说，那几天她跟对方不停地协商沟通，他反复地反悔。

" 他怕自己改不掉，我不和他复婚 "，几次沟通仍无果。

错过冷静期后，她跟丈夫又沟通了好几次，对方一会同意一会不同意，林玉梅不想再受这种煎熬，决定向法院起诉离婚。

法院立案后，对方最初也是不愿意，后来看林玉梅态度坚决，丈夫跟家人商量过后同意离婚。后经法院调解，林玉梅顺利离婚。但她没想到，这整个过程只用了半月，远比离婚冷静期短。

如此，林玉梅成了从协议离婚转向诉讼离婚的一份子。

不过，这种冷静期的不确定性之外，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认为，离婚冷静期出发点虽好，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家之前享受到的离婚自由 " 被很大程度压缩 "，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 比如（冷静期内）协议不成，走向诉讼，诉讼本身是一个更复杂、难度更大的过程，导致离婚更难，还给法院增加了负担。" 陈碧说。

此外，在离婚冷静期间，出现不少财产转移、抢孩子的现象，" 更严重的是那些本就面临家暴或人身危险性的（一方），在冷静期的拉锯中，有可能导致暴力升级，出现一些悲剧 "。陈碧告诉南风窗。

" 政策介入到离婚过程中，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离婚人数 "，於嘉告诉南风窗，从她的研究视角来看，" 中国还没有到需要给离婚加以限制来减少离婚的阶段 "，目前中国的婚姻是比较稳定的。她表示，尽管国内离婚人数在逐年攀升，但如果从长时间的稳定性角度来看，" 比如 2015 年登记结婚的人，过了 10 年后有多少婚姻破裂了 "，中国婚姻解体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 只有韩国或日本的 1/3 甚至是 1/4，如果跟一些欧洲国家比较的话，就更低了 "。

而且，离婚太容易并非国内离婚率攀升的主因，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 不管是婚姻的形成还是解体，更多是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影响 "。於嘉说。

比如婚姻观念的转变，让大家不再对离婚持歧视态度，" 很多人意识到没有必要为了外界的眼光，维系在一个不幸福的婚姻之中 "。於嘉说。

此外，中国家庭以子女为中心，但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使得没有子女的夫妻比例也在增加，这类夫妻的离婚风险更高，" 可能带动了离婚率的增加 "，於嘉表示，" 我们自己计算发现，有孩子和没有孩子夫妻离婚的概率，后者是前者的 4 倍 "。

另一方面，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让其不再依赖男性提供的经济资源，" 所以她可能不再惧怕离婚 "。而且，婚姻的更加个体化，让现在的夫妻不再只关注家庭的完整性，而是更看重个体的幸福和婚姻的质量。

至于对离婚率增加带来的稳定性担忧，实际上可能并不紧迫。

於嘉告诉南风窗，虽然离婚、结婚人数倒挂、初婚年龄推迟，但她认为，从个体角度来看，当下的年轻人仍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亲密关系之中，算不上不稳定因素。

" 他们进入亲密关系的时间或形成稳定亲密关系的时间并没有推迟，反而同居和初次性行为年龄甚至提前了 "，於嘉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同居三五年也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如果不生孩子，似乎没有太大必要去登记结婚。

於嘉表示，同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下稳定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也在一定时间内取代了婚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和结婚率的下降。

此外，她还指出，当下社会婚姻的一个趋势在于，再婚的比例越来越高。

" 中国现在每年登记结婚的人中，再婚的比例大概超过了 1/4，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去干预人们离婚，有可能干预的不是一个婚姻的破裂，而是影响人们进入下一段幸福的婚姻之中 "。於嘉说。

回到离婚冷静期的存废之争，并非没有答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认为，最好是直接删除离婚冷静期，如果不能的话，保守的方案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离婚冷静期进行限缩。

" 对于某种情况下，像有人身危险的，有家暴、虐待孩子或有转移财产等情形，如果有证据证明的，是不是可以不适用冷静期。" 陈碧说，立法者既然设置了冷静期，想挽回更多人的婚姻，是不是也应该想想，在离婚冷静期间国家要做些什么来让快解体的婚姻重回正轨。

" 现在这方面什么都没做，只是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把时间拉长。把时间拉长不意味着就让他们变得更加理性了。" 陈碧告诉南风窗，除了冷静期，相关方还可以该提供婚姻心理咨询和调解服务，以及儿童心理影响咨询服务等。" 做这些才能够保护一个婚姻和家庭，保护那些弱势群体在婚姻中不受到伤害。" 陈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