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宋笛 / 文 近年来，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降。2023 年和 2024 年，民间投资同比增速均为负值。2024 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仅为 50.1%，降至 2012 年公布民间投资数据以来的最低点。其中，此前颇为活跃的民营科技企业投资下滑也较为明显，自 2021 年达到投资高峰后，头部互联网企业对外投资就出现大幅度下降，对外投资部门人员缩减，直至 2024 年下半年才有一定回暖。
如何重振民间投资，特别是头部科技企业的投资热情？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建议，消除政策中的模糊地带，建立让各类市场主体更明白的投资规则，比如如果要 "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可以用负面清单制度明确什么样的行为是 " 无序扩张 "。
此外，陆铭认为，此前舆论中将资本跟劳动力、民生福祉对立的观念需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资本是能够推动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考虑，恰恰应该鼓励企业多做投资，而不是少做投资。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现象比较明显，你认为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的投资意愿为什么降低？
陆铭：投资下降既受到整体经济走势的影响，也与此前一些收缩性政策有关。这些政策在力度和方式上，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两年前，我提过建议：监管应针对不好的行为和不好的主体，这些主体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某家企业。但我们有时候会因一个负面事件而对全行业进行监管，波及面太广，会影响投资人的信心。特别是在一些创新领域，这些领域在初期可能是 " 泥沙俱下 " 的，如果因为部分 " 泥沙 " 招致对整个领域的监管，投资这些领域的风险就会增加，投资人就不敢投了。
第二个原因是舆论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部分社会舆论存在一种把资本跟劳动力、民生福祉对立的倾向。资本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当发挥好的作用时，它可以创造就业、促进创新。比如一些生活服务类平台经济就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尽管这些新型灵活就业群体也会对社保制度带来新的挑战，但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是可以改善的。因此，不能一遇到问题，就首先想到 " 一刀切 " 地关闭这些平台。
由于这两个原因，有钱的大企业不愿意投，中小企业又拿不到融资，一些投资机构则因面临风险过高、收益预期下降，也不敢投了。
这几个原因放在一起就会观察到，近年来中国独角兽型企业的增长速度是放缓的。市场参与者也出现了变化，比如国资基金占比提升，民营投资机构和海外资本的市场份额下降。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各地国资基金发展迅速，这部分资金能否替代民资和海外投资机构在创新中的作用？
陆铭：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运作模式决定了它们各自的优势。国有资本应该去投两类：一类是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重要的战略性行业，比如航空航天、超级算力基础设施或太空探测等领域；另一类是有明确成功先例、风险不是很大，但需要重资产投入的领域。
但国资在一些创新风险比较大的领域存在先天劣势。资本投资必须依赖于一个机构或者自然人来做投资决策。在国有体制内，这些机构和自然人可能并非专业领域出身，这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另外，他们通常有具体的任期，任期结束后可能会调任其他机构，这也会影响他们对投资回报周期和风险的偏好。
从监管的角度，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使得国资投资尽可能避免亏损。在实际操作中，这会导致每个项目都被设置 KPI（关键绩效指标），而这与创新投资的逻辑是相悖的。更重要的是，民营投资机构在创新领域能够形成 " 高创新—高风险—高回报 " 的闭环，投资人也能获得高回报。但在国有投资机构，很难建立起针对投资人的 " 高创新—高风险—高回报 " 的正向激励机制。
经济观察报：平台企业是市场中重要的投资者，在对平台经济监管进入常态化后，怎么重新激活平台企业的投资活力，如何在 "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 和 " 促进创新 " 之间取得平衡？" 红绿灯 " 制度应如何完善？
陆铭：首先，要减少模糊地带，建立让各类市场主体更清晰明了的规则。比如，"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就需要明确什么样的行为属于 " 无序扩张 "。理论上 " 法无禁止即可为 "，需要通过更明确的法律来划定 " 无序扩张 " 的边界，只要不在 " 无序扩张 " 的范围内，市场主体就可以放心投资。从这个角度出发，应建立投资的 " 负面清单 "，明确告知哪些领域是社会资本不能进入的。对于不受限领域的投资行为，即使出现一些不能预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事后监管来调整，这种事后监管需要提供一定的容错空间，比如提供一个窗口期，让市场主体逐渐调整。
此外，在制定政策时，要多考虑市场意见。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个提法特别好，就是要 " 注重倾听市场声音 "。
经济观察报：更活跃的资本、更多的投资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陆铭：社会公众在理解上可以有一个转变：资本是能够推动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考虑，应该鼓励企业多做投资，而不是减少投资。只有企业多投资，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当就业岗位增多，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时，劳动者的待遇才能提高。至于这种提高是以工资水平体现，还是以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来体现，只是形式问题。如果劳动力供需关系不改变，仅提高社保覆盖度，那么这部分成本要么以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为代价，要么就会转嫁给消费者。
经济观察报：你在新型城镇化方面进行了长期调研，从调研看，目前市民城镇化的主要阻碍是 " 不能进城 " 还是 " 不愿进城 "？
陆铭：" 不能进城 " 与 " 不愿进城 " 两种现象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出现在不同级别的城市。总体而言，特大城市的主要矛盾是 " 不能进城 "。特大城市的积分落户制度对学历、社保年限的要求，把大量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挡在门外。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城市的积分落户制度还常常伴随着名额限制。这意味着，即使达到某个 " 门槛 "，也不一定能落户，而是需要根据积分高低进行排序，按名额依次落户。从目前的情况看，特大型城市应该逐步取消积分落户的名额限制。我们看到，最近广州、深圳等城市已经作出了改变。
三、四线城市更多是 " 不愿进城 "，因为农民担心落户城市后会失去农村的各种权益，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权和集体财产的收益分配权。实际上，2024 年召开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农业人口市民化后，这些权益仍会得到保障。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农民并不知道这条政策。
知晓政策是第一步，要让农民群体放心进城，还需要这些政策在各地的执行过程中能够得到保障，不变形。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很多城市都在打造创新高地，在人才引进时会强调引进 " 高端人才 "，给予各类补贴和优待。但对一些零工群体、服务业从业群体等，反而会设置障碍或给予较少的公共服务，这种思路会带来什么问题？
陆铭：一个事实是，如果人口流动不受制度性制约，高技能人才的集聚程度越高，对基础服务者的需求也会越大。以美国为例，每新增 1 名高科技人才，会带动 5 个就业岗位，包括 1 名律师、1 名医生以及 3 名诸如超市收银员、餐馆服务员、家政服务员等低技能岗位，带动的高低技能就业是 1:1。（注：高技能和低技能是以学历为划分标准）
我们传统上认为，城市发展越快，就越需要高技能人才，而低技能人才找工作就会更困难，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高技能人才的工作场景中，需要大量辅助性岗位，例如设备操作员、安保人员、食堂厨师、清洁工等。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高技能人才的时间成本显著增加，企业就会通过外聘专职人员或外包来完成辅助性工作。比如，大学老师 20 年前是自己打扫办公室，现在反而有专门的清洁人员，因为老师生产率高了，即使劳动工资也大幅度上升，仍需要请专人打扫卫生，让老师们把时间解放出来投入科研和教学中。
所以，越是高技能人群聚集的地区，对各类服务的需求就越丰富、越旺盛。比如现在一线城市里帮忙照看宠物也是一类就业岗位。
只有拥有丰富的劳动力，人们才能在一座城市享受到各种便利、实惠的服务。所以，越是收入水平高的地方，越应该敞开大门，让各类服务人员进来。如果人为设置障碍，就会导致各类服务过于昂贵或短缺，这反过来又会影响高技能人群的居住生活体验，让城市留不住人。中国一些特大型城市已经因此出现了人才外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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