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勤︱1959年中华上编校对科纪事

友人徐俊兄从网上看到一张照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先进集体校对科合影1960年”，传给我看。合影上有二十一人，分三排，第一排六人，第二排八人，第三排七人。照片是在当时上海著名的万象照相馆拍的。从网上查到，上世纪60年代上海市淮海中路442号有一家万象照相馆，马路对面是著名的上海妇女用品商店；上海市南京西路靠近吴江路路口也有一家万象照相馆，都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下简称“中华上编”）所址绍兴路7号不远。中华上编是1958年6月由地处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的，1978年1月易名独立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其档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保存。为此，我请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查阅了当时的档案，这张合影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先进集体校对科先进事迹的材料存放在一起，被完好地保存着。细读之下，觉得对了解中华上编校对科的工作情况、继承发扬前辈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很有意义，因此撰此小文，以保存这些史料，并作为对前辈的纪念。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先进集体校对科合影 1960年

一、1959年中华上编校对科概况

中华上编校对科由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校对科与古典文学出版社校对科两部分人员组成。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7年年终在册人员八十人，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与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并组成）（《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中华书局，2012）。1959年1月到任的校对科科长齐凯（时年三十七岁）和副科长邓易园（时年五十三岁）、校对李虞杰（时年五十七岁）、胡震鑫（时年三十四岁）等都来自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其中邓易园、李虞杰、胡震鑫等还是中华书局的老员工。《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中华书局，2012）载：“1951年12月12日，为将中华教育用具厂由两合公司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推定吴叔同、陆费铭中、李昌允、舒新城、潘达人、钟吉宇、李虞杰、吴明然、俞明岳、薛季安、蔡同庆、邓易园12人为本公司投资该厂股权代表人。”1952年，李虞杰任事务处主任，邓易园任事务处副主任。

中华上编校对科先进集体事迹材料申报的时间是1960年2月。据中华上编1959年12月14日人员统计表，全所共一百零一人。校对科二十一人，就是合影中的二十一人，占了全所人员的20.79%。1960年，中华上编人员增加不少，据中华上编1960年5月的人员统计表，当时全所人员有一百二十六人，其中男一百十五人，女十一人；按文化程度区分，其中大学五十四人，高中三十八人，初中二十七人，小学七人；按年龄区分，其中六十岁以上七人，年龄最大的是时年七十一岁的所主任金兆梓（1889-1975），老编辑中年长的有时年六十三岁的汪原放（1897-1980）等；按工作岗位区分，其中有所领导五人、编审二人、编辑室领导三人，编辑、助理编辑、编务（包括资料室人员）三十人，影印组十一人，出版科十三人，校对科二十一人（与1959年人员略有变动）等。校对科人员占了全所人员的16.67%，比1959年略有下降。

1960年校对科二十一人中，按文化程度区分，其中大学八人，高中七人，初中六人，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按年龄区分，其中五十一至六十岁九人，四十一至五十岁五人，三十一至四十岁五人，三十岁以下二人，平均年龄四十七岁；有两位女同志庄亚芬、郑素真，年龄分别为三十九岁、三十八岁，均为大学学历，就是合影第二排中间的两位。科长是齐凯，大学学历，合影第一排右二。副科长分别是王燕棠，高中学历，合影第一排右三；邓易园，大学学历，合影第一排右四。

二、1959年中华上编校对科先进事迹

档案中保存着一份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先进集体校对科先进事迹的材料，现择要列举如下。

校对科虽然有二十一人，但因有调动、参加劳动锻炼等情况，年内实际从事校对工作的只有十五个人，所承担的校对任务，除了本所的全部铅印书外，还担负了总公司和辞海编辑所委托的一部分任务。

1958年，校对科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校对数量也大大地跃进了一步，但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1959年上半年响应党大抓质量的号召，该科同志批判了忽视质量的错误。但由于认识的不足，又出现过“质量唯一”的苗头，在对待数质量的问题上是“一条腿走路”的。经过党的不断教育和学习，逐渐端正了对待数质量关系的态度，树立了以质量为第一、数质量并重的“两条腿走路”的业务思想，发挥了冲天的干劲，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校对的质量、数量都比1958年有显著的提高。

拿出版物的成品来看，在1959年全年出书中，还没有发现属于校对责任的政治性和较大的技术性的差错。根据第二、三季度成品检查的结果，在十九种书中完全消灭了校对差错的有《唐诗一百首》等八种。仅有个别标点符号错误的有两种。两者共占检查的成品的42%。

全年付型的书，在校对过程中发现原稿中遗留的问题提出疑问或意见，经编辑同意采用的大大小小有两千余条（属于字迹模糊、简异体字的统一、明显的笔误及一般版式上的问题，均由该科自行解决。不在此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书的质量。

不但在校对质量上有跃进，在校对字数也有显著的成绩。全年共计校对了版面九千四百零九万字。其中上半年由于任务不足，校对量较少。下半年完成数为五千三百六十七万字，平均每人每月约五十六万字，比大跃进的1958年下半年还略有增加。对于全所及总公司出版计划的完成做了密切的配合。

在对于校对质量的要求方面，过去校对科大部分同志认为忠于原稿、消灭排版上的差错是校对工作的唯一职责和质量要求；发现原稿上遗留的问题只不过是附带的事。1959年4月，通过大抓质量的辩论，同志们树立起校对工作的“三负责”思想，认为校对工作应该是编辑工作的延续，应该有对读者、作者和编辑三方面服务的责任感，尤其是对读者。基于这种思想，大家认为校对工作只对原稿负责就不够了。原稿上或多或少地遗留些问题是经常有的。因此，结合提高出书质量的措施的制订，确定校对工作的职责范围和质量要求是：除了对原稿负责消灭排版上的差错之外，还要注意发现原稿上遗留的问题提交编辑处理——这也是"两条腿走路”。确定了这个“两条腿走路”的质量要求之后，校对科同志对原稿的“质疑”更主动了。例如在三校《中国文学史》（中册）时，发现论明初的传奇部分里掺有论元代杂剧的文章，仔细研究检查了一下，原来是原稿的总页码打错，把原属于第九章第一节约五千字的一大段文章误接在第十一章之后了。三校《中国文学史》（下册）时，尽管任务是那么紧张（要在六天里校完三十七万字），仍然不厌其烦地查对了重要的引文，并抽查了许多可疑的一般引文，纠正了错误达数十处。校《李开先集》（八十万字）时，发现原稿疑问较多，向编辑借来原书作参考，结果发现原稿抄错达五百余处，其中有七十余处是在编辑把校样看定后发现的。校《全唐文纪事》时，到图书馆去把原书借来查对了，各校提出疑问和意见七百余条，经编辑同意采用五百余条。

校对科的同志有一种“硬碰硬”的精神，那就是：要完成任务得逐字逐句地看文章，要用这种“硬碰硬”的方法把校样里的错误一个一个地“碰”出来，把它们消灭掉，一点也偷懒不得。一个钟点就是“硬碰硬”的几千字。因此他们非常珍惜时间，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的。他们千方百计地扩大生产时间，采取的办法是：提高会议质量，精简会议时间；时间上不受限制的会议，安排在下午开（因为上午精神较好，工作效率较高）；有些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召开的小型会议在业余召开；用书面公布代替会议传达，让同志们利用休息时间去看。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全科在第四季度用在直接和间接校对上的工时由过去的50%左右提高到70%以上。以该季度完成的工作量来推算，等于多校对了约八百万字。他们不但在工作时间里如此抓紧，业余时间也经常利用。有些同志几乎经常把校件带回家去在晚上和假日里干。

校对科在1959年第二季度陆续地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作制度，对于工作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例如：校对操作程序和各校分工的确立，给校样的运行确定了一条正常的轨道，规定了三校一读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各校的重点，设立了必要的关卡等等，对于恢复科内工作秩序和保证成品的校对质量起了一定的作用。建立责任校对制，每种书设立一个责任校对员，在整个校对过程中比较全面地关心所负责的书，担任一次精校之外，并对校样进行几次必要的检查；在全部校对完毕后，还负责对每本书的校对工作做小结。这个制度发挥了生产上的组织作用，对于保证质量、培养干部和加强团结都有一定作用。建立质量检查制度。后校检查前校的出错随时填单，校毕后交前校阅洽，并按周将出错率公布。有些同志根据自己的出错情况研究了出错的原因，针对原因采取了措施，从而使出错率不断降低。建立作业计划制度。在每月开始前将每种书的各校人员和进度作出大致的安排，使同志们对于月内需要担任的工作心中有数，并各自根据工作效率的高低订出当月计划完成的数量指标，综合成为科的指标：还配合出书订出月度付型计划。关于指标的完成情况，按周按月根据个人工作日报表进行检查统计，及时公布。这个制度执行以来.同志们大都能够鼓足干劲、千方百计地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指标，有的同志不但关心自己指标的完成，还经常关心科的计划指标的完成，形成了有节奏的生产，对于出版计划的完成起了保证作用。

古籍书大部分用繁体字排版，有不少冷僻字、古体字、异体字等。一部几十万字的书中经常有上千个异体字，有些字在常用字典里都找不到，因此刻字多，校样里空铅多。而且版式复杂，大多数的书是直排，里面有夹注、段末注、面末注、篇末注、眉批等。所以做古籍书的校对工作也不容易，没有一定的古汉语水平就不能理解文义，有些特别艰深的连具有一般古汉语水平也不能理解。在关于“质量第一”的大辩论中，校对科同志明确了政治挂帅之外，业务水平的提高是保证质量的重要关键。于是，大家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他们抓住古汉语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得到了所领导和编辑部的大力支持，解决了师资问题。每逢周三的学习时间，全科不分老弱都来听课，听课时聚精会神。同志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每人都买了一部厚厚的《古文观止》学习。古汉语之外，还学习了一些校对业务知识，自行编印了歧字统一表、通此不通彼的繁简字辨别表等。还特别强调了从业务中学习和从错误中学习的办法。从后校给前校填的出错单中，可以研究出错的原因、规律。每本书结束后，都做单一小结，近似“现场会议”。由责任校对负责，与各校碰头，把校对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进行研究总结，得出经验教训，有代表意义的并组织全科讨论学习。不少同志经常字典不离手。在校对科，结合着工作的相互请教与帮助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现象。每人校对数质量的公布，也使科内形成一种比、学、赶、帮的气氛。

同时，校对科也大大加强了内外协作。与编辑部的联系有显著改善。校对把发现原稿上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看作是自己不可推诿的重要职责，主动与编辑联系，有的同志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甚至拿着校样和编辑一起研究。与排版厂的协作也大有改进。校对科同志去工厂与排字工人座谈，从而体会到在校样上改动得清楚能够给他们减少不少麻烦，因此常能替他们着想。例如统版较多的校样，想办法少统些。有的书为统一字体，减少刻字，随原稿附有歧字统一表；协助工厂检查厂校质量；当工厂任务紧张时有些书的校样不通过毛校就送来，也能予以体谅。凡此，得到了工厂的好评。

通过一年来的政治、业务学习和业务实践，全科同志都可以担任二校了。责任校对的队伍由年初的四人逐步扩大年末的十二人。

三、中华上编校对科的前辈

1986年7月，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按照上海古籍出版社培养新进编辑的惯例，安排我先进校对科实习半年。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大部分员工的办公地点在瑞金二路272号的一幢三层小洋楼。因为地方不够，校对科还在绍兴路5号出版局大楼的东楼五楼办公。当时校对科人员有十四五人，加上我们这一年新进的三位来实习的编辑，占了东楼五楼的三间办公室，一大间两小间。1959年中华上编校对科的前辈中当时在职的只有林虞生，时任校对科科长；齐凯、刘德宣（1921-2002）、胡震鑫（1925-1991）等已退休，但还常来社。齐凯、刘德宣还在为校对科做外校，不时来校对科领取和交还校样。当时科里何列丽、金文男两位大姐分别是老编辑何满子、金性尧两位先生的女儿，是从曾经落户和插队的农村回沪安排或顶替进出版社的。她们两位后来相继担任了校对科科长。金文男告诉我，她是1980年进校对科的，刘德宣是她的老师。刘德宣就是合影中第二排右二那位，他右边最边上的是林虞生。胡震鑫（1925-1991）是合影中第二排左一的那位。他是福建霞浦人，1945年进入中华书局，先在印刷厂的彩印课工作。1954年后在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出版科任科员。1959年8月进中华上编校对科任科员，1960年调为食堂管理员。1978年任上海古籍出版社行政科副科长，分管社职工食堂。1985年退休后还曾受聘上海三联书店做后勤工作。当时上海三联书店也在绍兴路办公，他午间也常来社与老同事聊天，我经常能看到他乐呵呵的笑脸。

在校对科实习时，我与林虞生老师在朝北的小间办公，休息时常听他聊起陈年往事。我后来在社里长期分管校对科工作，对校对科的历史和人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校对在图书生产中的作用，一本内容文字准确无误的图书离不开编辑、校对人员的共同努力。在回顾社史的时候，也不能忘却校对科的前辈。兹以年齿为序，对1959年校对科王燕棠、齐凯、林虞生三位前辈作简要介绍。

（一）王燕棠

王燕棠（1900-1988）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一位元老级的校对。他是浙江嵊县人。高中毕业后就离开家乡赴天津、上海等地就业。长期在报馆、杂志社、出版社等单位从事校对、文书工作。1925年以来，曾先后在兴利印刷局、京报馆、北京大学《国学周刊》、北新书局、开明书店、申报年鉴社、新华日报社等处任校对。上海解放后，即参加《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后转入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直从事校对工作，直到1966年3月退休。

王燕棠对文字学颇有研究，富于钻研精神。在推行汉语拼音时，他提出，应“将每一汉字作穷源竟委的整理，使之较易辨认，或亦有助于校对工作”。他编制了不少校对参考用表，对培养校对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非常重视出版物质量，参加过很多大部头重要古籍如《资治通鉴》、标点本“二十四史”中多种书的校对，严格把住校读的最后一道关。在校读《聊斋》三会本时校读出很多问题，避免了差错。

王燕棠十分重视青年校对的培养，要求青年对工作精益求精。他自己身体力行，对工作一丝不苟。许多同事都得到他的指导帮助。原在一家私营工厂工作的富寿荪（1923-1996），1957年2月经龙榆生先生推荐进入古典文学出版社校对科工作，得到了王燕棠的悉心指导，很快熟悉了校对业务，同年10月调入编辑室工作，最终成为著名的学者型编辑。受王燕棠影响最深的是林虞生。2013年，八十六岁的林虞生写了他最后的一篇文章《记我师王燕棠先生》（《春华秋实六十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深切缅怀王燕棠。林虞生是1956年12月到古典文学出版社做校对，当时古典文学出版社刚从新文艺出版社分出来，做校对的只有王燕棠一位，林虞生是第二个。林虞生写道：“王老先生工作态度认真，一笔一画从不马虎，字迹清爽，一丝不苟。他说厂里地方小，车间光线暗，改版师傅看不清楚，容易改错，所以做前道工序的必须想到后道，如果恣意涂划，后来返工，还是自己吃苦头，与其后来补救，不如现在写得清楚些。”他曾经在开明书店做校对，经常到印刷厂跟工人一起改版，当面解决问题，“所以对书稿的排版样式，各种铅字大小型号，无不了然于胸，什么等级的标题，该排哪种字体决不会错。只要看看开明版的图书，版面清晰，质量一流，即可知道若非行家里手是做不出来的”。“他朴实无华，穿着一袭旧布中山装和一双布鞋，终日孜孜不倦地坐在角落里看校样，很少闲话。他认为校对工作主要服务于广大读者和作者。如果说一本书作者用力甚勤，资料丰富，文笔流畅，质量很高，却败在排校上的马虎，弄得错误连篇，无法卒读，变成次品甚至是废品，这对得起作者和读者吗？能用‘无错不成书’为自己开脱吗？对得起党的出版事业吗？做校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练坐功，只有坐得住才不会心野，不会心野才能心静，心静才能看得出问题，进而才能纠正原稿之失（有时是政治问题之失，有时是知识问题之失）。当然校对最主要是对原稿负责，但并不排斥匡正原稿之欠缺，两方面并不矛盾，所谓‘校对是编辑的继续’， ‘继续’就是服务于全书的质量，都是对读者负责，这是‘认真做好出版工作’所必须的。”“对于校对古籍，王老先生主张一书上手，先看作者的前言、后记，弄清作者和编辑整理本书的意图，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工作起来就能驾轻就熟，遇到问题，有些也会迎刃而解。古籍范围很广，不仅书体文章，诗词歌赋多体均备，内容也千奇百怪，三教九流，举凡天文舆地、医卜星相、鬼神妖魅、佛道信仰无所不包，人生有限，知识无涯，谁能样样都懂，件件精通，只因经手得多，看得多，虽然一知半解，有时也能依样画瓢，应付过去。……校对讲究眼明手快、头脑活络，就是指这些。没有‘点滴在心头’，不能读通上下文意，也很难发现错字，这绝不是夸夸其谈就能胜任，非有如王老先生心无旁骛、心如止水、坐穿冷板凳的功夫不可。”

作为校对科的长者，王燕棠热爱工作，热爱事业，为人正直，忠厚老实，待人诚恳，深受大家尊敬。

王燕棠工作证

（二）齐凯

齐凯（1922-2023）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位“老兵”。他是山东昌邑人。1945年9月至1949年6月进入东吴大学文学院经济系学习。1949年6月，上海甫解放，他就参加了工作，在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协助接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2》（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载有《华东出版委员会关于世界大东两单位情况报告致黄洛峰的信》附《大东书局情况汇报（1950年1月）》，汇报末署名：工作员齐凯。他历任华东出版委员会会计室审核员，新华书店华东总店会计科副科长、科长，中华书局公私合营上海工作组清估小组组长，财政经济出版社上海办事处主任室秘书兼出版科科长。1958年1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下放到上海市宝山县庙行乡参加劳动锻炼一年。1959年1月起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校对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1970年8月起又响应“战高温”的号召，到上海四新锁厂冲床车间任冲床工七年。1977年8月，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室通校组负责人。1978年1月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历任办公室副主任兼通校组组长、校对科科长、经理部副经理兼校对科科长。1985年4月退休。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齐凯担任中华上编校对科科长后，面对陌生的校对工作，刻苦钻研校对业务，虚心向业务骨干请教。通过疏理工作流程，制定了完整的校对工作责任制，并推动制度落实到工作中。在抓好校对质量的同时，鼓励大家在忠于原稿的基础上，注意发现原稿遗漏的错误，并将此作为校对的第二职责，不仅避免了许多重大错误的发生，更提高了校对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责任心。此外，他还加强校对计划管理，努力培养校对新生力量。在他的带领下，中华上编校对科被评为所1959年先进集体。由于工作成绩显著，他被评为上海市1960年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他退休后，有一阵受社里委托，编写社大事记。由于他几乎经历了中华上编成立以来的全过程，因此所编忠于史实，内容详尽，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大事记的续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十多年前，他看到我写的有关中华上编的文章，还写信给我与我讨论。他还长时间为校对科做外校，八十多岁时还到社里来取和交还校样，经常为校对科解决校对疑难问题。社里想他年事已高，就叫他别做了。他觉得做外校也是保持大脑健康的手段，让社里把校样寄到他家，他做好后再寄回来。他做外校大约一直到九十岁为止。

齐凯晚年与两个女儿家同在法华镇路上的一座高楼里，女儿女婿轮流陪伴他。他心胸开阔，乐天知命，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位过百岁的人瑞。他百岁前一年年末，我曾与同事去他家看望，他记忆还是很清晰，多年前的往事还能如数家珍。

（三）林虞生

林虞生（1927-2017）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校对科公认的老法师。他是广东潮安人。在家乡完成高小、私塾学习后，到上海当学徒，做过文书、会计。1956年12月，经上海市长宁区劳动科介绍，进入古典文学出版社担任校对工作。1958年6月起任中华上编校对。1969年到1975年，响应当时的号召，到南京梅山炼铁厂原料车间任皮带工。1975年12月到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辑室任校对。1979年9月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历任校对科校对、副科长、科长，1989年5月退休。在这之前的1988年2月，他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和学术水平被评为副编审。

林虞生担任校对工作后，在前辈王燕棠先生的指导下，凭借认真的工作态度、极强的责任心和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很快胜任了校对工作。不仅出错率在校对科是最低的，而且全年的校对工作量也是全校对科之冠。在中华上编期间，林虞生担任标点本《史记》《汉书》《三国志》三部史书的通校通读工作。在工作中，他能利用参考书籍，大胆地对原稿提出意见，纠正原稿中存在的遗漏错误，有时仅一年内提出并为编辑所采纳的意见就达一千余条，曾受到《三国志》标点者傅东华先生的赞赏。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他于1960年被评为上海市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回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后，他又担任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文选》《剑南诗稿校注》《白居易集笺校》等重点图书的责任校对。林虞生退休后，仍然关心社里的校对工作，返聘担任社里的校对工作直到七十五岁。此后，他还在家里做校对，社里定期寄送和取还校样。值得一提的是，他退休后还担任了由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谭其骧、王文楚等校点的清人顾炎武撰写的《肇域志》的责任校对。这是一部三百万字的大书，整理难度颇大。他在校对时改正了整理本中的一些未尽之处，得到了该书责任编辑蒋维崧的高度推崇。2004年该书出版，2008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林虞生虚岁八十岁时，自觉精力不济，提出不再做校对了。这时蒋维崧担任了社品牌期刊《中华文史论丛》（一年四期，每期二十五万字）的责任编辑，为了确保校对质量，一再恳求他帮忙校对，他盛情难却，这样又做了五年多。

工作之余，林虞生喜欢收藏一些古陶瓷、线装书和民间手工艺品等。他对民间文学与俗曲颇有研究，整理出版了《昇平署岔曲》，还与在校对科实习过一年的编辑王镇远合作校点出版了《林昌彝诗文集》等古籍，撰写出版了《人物画》一书。

我进校对科实习时，科里有两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任校对，一位是1984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侯奇伟，她后来担任了近十五年的校对科科长直至退休；另一位是1985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袁啸波。袁啸波在校对科工作了五年半，后来调到编辑室工作直至退休，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编辑。袁啸波为人朴实，林虞生很喜欢他，想培养他做接班人，虽然他后来离开了校对科，但一直与林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春华秋实六十载》一书中收有他写的《我的师傅——古籍高级校对林虞生老师》一文，其中写道， “林老师平时生活简朴，不抽烟，不饮酒，不喝茶，甚至连白开水也很少喝；做起校对来极其投入，可以忘记冷热饥渴，进入忘我之境。他长期坐在朝北的一间小办公室。那时还没有空调，别人冬天都以热水袋或火炉取暖，而他却什么也不用，一坐就是几小时，专心校对，同事喊冷，他偏说不冷；夏天再热，他也说不热。做到得意处，每每哼起潮州小调。到老了，他经常腿脚关节疼，影响到走路，恐怕也与那时受寒有关。”

“林老师性格刚硬直率，脾气较急，对下属要求严格。平时他和蔼可亲，说话不乏幽默，但要是谁校对某书质量很差或者其他方面犯了什么错误时，就会当面训斥，不留情面，记得年轻女孩都被他训哭过；因此科室成员都惧他三分。”我也经常发现他在校样上用铅笔写的批语，指责编辑老爷没有看出错误。但社里的编辑看到后也不以为忤，还有窃喜之感，认为他的校对是书稿质量的重要保证。

2012年春节期间，林虞生中风，左半身瘫痪，行动不便，才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校对生涯。2015年初，袁啸波介绍了一位旧书商，林虞生含泪把他毕生收藏的线装古籍都卖了，卖的钱支付了养老院的费用，当年4月他住进了养老院。他最后几年是在养老院度过的。

林虞生先生

四、关于校对的余话

我当年一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就发现编辑同事中有不少是我读过的许多书的整理者或作者，觉得很兴奋，很自豪，同时又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到校对科实习后，首先从校对人员身上，感受到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当时，校对科还在实行1959年时制订的那些制度，如三校一读、责任校对制、质量检查制度等，后校检查前校的出错随时填单。刚出校门的我觉得这份校对工作好严格啊！校对实习，使我对校对工作有了初步的认识，可以说是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入门第一课。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校对人员不仅只是对原稿作“校异同”的核对，而且还能根据自己掌握的文史知识对原稿作“校是非”的判断，对作者和编辑加工时的疏漏提出疑问，对提高书稿质量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真正做到了校对工作是编辑工作的延续和补充。尤其是林虞生老师，当时从事校对工作已有三十年，虽然只有高小学历，通过刻苦自学，掌握了丰富的文史知识，工作认真，经常能指出编辑加工中的疏漏，令不少编辑叹服。校对中尚有如此学识的前辈，遑论当时各擅胜场的一众编辑。正是这样的氛围给了我无形的压力，要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否则就会掉队。就这样从编辑岗位一路走来，直到退休。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社普遍实行了企业化管理，不久又转为企业了。为了节省人力成本，许多出版社采用了“编校合一”的方法，让编辑兼任校对，撤销校对科或减少校对人员，或让印刷厂的校对人员代为校对，或利用校对软件代替校对人员，确实起到了节省人力成本的效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图书质量下降的事例。毕竟编辑与校对的分工、职责不同，编辑读校样与校对读校样的方法和侧重点也不同；校对软件不能完全代替校对人员的知识判断；印刷厂的校对人员也不能完全代替专业出版社的校对人员，特别是古籍社的校对人员。在这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是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虽然不能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相提并论，近二十多年来校对科还是保持十人以上的规模，新进的校对多是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还在坚持重点书三校一读、责任校对制等制度。尽管如此，面对急剧增长的审稿工作量，快速的出版生产进度，虽然编辑人员审稿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是会不时发现编校错误，作为编辑，多么希望有林虞生这样的校对做补正啊！这是我阅读校对科前辈事迹后的深切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