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精神分分析》，[英]伊莎贝尔·米拉著，陈劲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261页，52.00元
精神分析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谈话疗法”，常常被人诟病是一种留存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遗产”。伴随着加速主义的兴起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费时费力地清扫心灵的“烟囱”似乎更加成为一门不合时宜的蹩脚手艺。实际上，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的确在积极寻求与时代接轨，例如方兴未艾的神经精神分析，就试图为精神分析的理论寻找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然而，作为典型的先锋知识分子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面对不断更迭的知识浪潮，却破天荒地喊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悖论性的景象：一方面，拉康大谈特谈“无意识”和“性冲动”这样为人诟病的古老概念；另一方面，像语言一样结构化的无意识和像数元一样逻辑化的性化图，却总是在指示着最先锋的思想理论和最前沿的社会议题。伊莎贝尔·米拉的《人工智能的精神分析》对人工智能主题的精神分析考察，便是以这样一种“回到未来”的姿态，在回溯与预期之间不断穿梭，在人类智慧和人工智能之间来回往返，让人类因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而憧憬的埃庇米修斯式技术乌托邦，转变为一种普罗米修斯式人文异托邦，从而真正捍卫了一种回到人本身的立场。
与思维惯性容易带来的偏见不同，这本书所要探讨的并非人工智能（AI）将在多大程度上变得人类化——例如，随着2022年末ChatGPT和2024年末DeepSeek的相继问世，引发了AI是否能完全取代心理咨询师，从事AI咨询工作的激烈讨论——而是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将变得AI化。前者是一个纯粹技术层面的东西，其探讨的核心问题在于算法和程序的优化程度；而后者关乎人本身，是对后人类时代主体生存境况的终极关怀。
有趣的是，自文艺复兴以降的人文主义，似乎在无意识地实践着一种反人文主义式的思想麻醉术。人类在远古时代为了谋求存在于世的确定性而诉诸的神话，借由科学主义的加速进展和人文主义的烘托渲染，正在逐渐褪去神秘面纱，被肢解成一连串可追溯和还原的数据，成了坍塌的宏大叙事风干后遗留下来的景观。然而，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里所说，神话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为神话。吊诡之处在于，为了探究何为人之主体，就不得不以人之为对象。远至二战期间的日本731部队，近至缅北地区的电诈园区，在得意洋洋地彰显其任意改造和毁坏身体的技术全能感的同时，又将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降格为一堆可以任意拆解的机器零件。从这个意义上说，阿甘本所谓的Homo sacer既是神圣人，又是牲人；换言之，人越神圣化，就越牲畜化；人越技术化，就越动物化。
正是这种人性和兽性之间的相互助长和相互对立，让我们不得不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在理性至上的科学主义盔甲上凿开一个孔洞，好让那些圈锁在人类无意识深处的原始动物性得以释放出来，重新审视人之为人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神分析正是这样一根挑破由AI所缝制的精美刺绣上的线头的细针。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拉康就预见到，随着科技发展，人类辛苦树立起来的神圣性迟早会遭遇到一场重大危机。1969年，在拉康举办的第十七期研讨班中，他以一种语词新造的方式，创造了“抽灵机”（Lathouse）这一全新的概念。Lathouse由ventouse（吸盘）一词改造而来：该词中的vent（风）是vendre（售卖）的同音词，而ousia在希腊语中意味着一种灵魂或本质。因而对拉康来说，抽灵机是这样一种人工装置：它如同吸盘抽走我们肺部的氧气一样，不断抽空我们通过身体去言说的享乐，再以一种编码形式将其铭刻在真理球（alethosphere）上（该词源自alethia，在希腊语中意为“真理”）。起初，拉康主要用抽灵机来指涉他在研讨班上使用的录音机，因为录音机能够记录、编辑甚至删除他的声音，让他的演讲即便在研讨班结束后仍能随时随地反复播放。对拉康来说，这是一种身体和声音的真正分离。主体借由身体发出声音的享乐被编入到一个共享的意义领域，成为一种彻底公共化的人工对象。可以说，在那个智能手机和电脑都尚未被发明的年代，拉康理论的含义比当时流行的模拟技术更进一步，似乎预示着在他死后不久发生的数字革命。
拉康在研讨班上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爆发式增长，拉康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正如抽灵机将身体语言的享乐抽走并上传到真理球一样，智能手机也在每时每刻地“抽走”我们的数据，并实时上传到网络服务器的云端当中。如果说ChatGPT和DeepSeek这些AI模型的运作，依托于网络云端数据库这样一个拉康意义上的“真理球”，其给出的咨询师式“专业回应”是一种包装精美的人工话语，那么，来访者言说痛苦的“享乐”也将随之在数据分析中被渐渐抽空，让主体最终沦为一具享乐被完全符号化后的“干尸”。举例来说，随着精神医学和药学的日益革新，越来越多的疾病症状正在被制造出来。仅就2013年5月最新修订的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而言，在作了一系列疾病分类上的修订后，已经厚达九百四十七页。任何患有或被怀疑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都能轻易在这本辞典般厚重的手册中轻易找到一种或多种与自己相对应的诊断类目。如此庞杂而细致的分类不仅给心理工作者极大的安全感，也给前来求助的来访者极大的确信感。医患双方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强大的“真理球”为二人间的治疗工作做担保，在“想象的互惠”中快速解决了困扰半生的苦痛——心理师只需按照测验结果给出诊断，来访者只需将诊断的狗皮膏药贴在自己身上，似乎就能药到病除。于是，心理治疗变成了应答式的信息交换，身体和情感的在场变得不再必要。但问题是：治疗尚未展开，疾病已然消失？！
厚如辞典的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如果说加速繁殖的疾病类目正在麻醉人的精神空间，让患者变成了无须言说，也感受不到苦痛的植物人，那么另一方面，AI的发展在替代人类劳作，解放双手的同时，也萎缩了其可活动和伸展的物理空间。例如，我们每次在网络购物时浏览的信息都会迅速成为个性化定制广告的资源，再以弹窗的方式不断推送到我们手机上。这样一来，我们虽然无需出门逛街购物，就可以轻松获取各类所需资源——唯一需要调动的身体器官只剩下手指和眼球，但与此同时，也不自觉地将主体欲望的构成完全交付给大他者。当我们浏览某些视频网站，或使用某些社交软件的时候，一个随意点开的链接会轻易形成一场巨大的蝴蝶效应风暴，与之相关的同类信息源源不断推送到眼前，以至于最终将我们困顿在信息茧房当中。
另一方面，当代人类的关系模式也在AI的塑形下悄然转变。拉康曾以“性关系不存在”这样的惊人话语点醒了男女关系中根本的不匹配性：男性总在追寻单一的斐勒斯价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样的斐勒斯逻辑中，女性便成为男性标榜成功的战利品，成为贤妻良母是男性想象中女性的唯一宿命。然而，拉康却发人深省地指出，女性除却拥有这样的斐勒斯逻辑，还有着另外一种更加神秘的逻辑。拉康将之命名为“非-全”（pas-tout）的逻辑。如果说斐勒斯逻辑是一种“完-全”的逻辑——即只有唯一一个存在于神话中不被阉割的部落原父，“人”的概念只能通过这个唯一的例外来构建——那么，女性的“非-全”逻辑便彻底打破了其封闭性和限制性，意味着女性本身是一个不需要边界来定义自身的开放集合，女性并非只能在男性的凝视中才被构建为女性，女性本身并不一定服从着斐勒斯的规范价值。正如齐泽克所说，女人“看穿了斐勒斯的迷人存在”。不像那些靠阉割决定生死的男人，她知道不存在“大他者中的大他者”，法律之外并无例外。
从拉康的这种激进的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当代人类主体享乐形式的变迁。在本书引述的拉康女婿、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一篇重要文本《享乐的六种范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古典时代的享乐是一种结构化的享乐，即无论是想象的享乐、符号的享乐还是实在的享乐，都试图将享乐推至极限（一个典范便是萨德式的享乐，他以一种施虐狂的方式探索着性的极限），那么后人类时代便逐渐走向了一种平庸的、琐碎的、非关系的享乐。用拉康在《研讨班XI》中的话来说，“享乐将自己重新建立……在对象a的形象下，即一个比原物更谦逊、更微小、更容易处理的东西”。又或者根据米勒的说法，获得享乐的途径不再是“通过僭越（规则），而是通过熵和由能指产生的损失”。仅以色情影片的虚拟现实化为例。性关系的发生已经无需借由另一个人的在场，虚拟现实（VR）技术让观影者以极低成本实现了与情色影星进行“真实”亲密互动，增强现实（AR）技术则借助光电显示、交互、多种传感器和计算机图形与多媒体技术，将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环境与用户周围的现实环境融为一体，进一步模糊了虚幻和现实的界限。从这个角度说，性关系的实现甚至无需借助硅胶娃娃这样的实体，而纯粹成为一种超真实（比真实更真）的伪主体行动。
虚拟现实
以上仅是对《人工智能的精神分析》以（拉康式）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思想工具，探究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人类主体的诸多议题的一个简单延伸。实际上，本书所关切的不仅是人类主体，同时也颇有远见地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未来可能的新型主体来思考。我注意到，作者似乎正在构建一种“苦难政治学”。这一从福柯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中延伸出来的概念，所要探究的正是一种将人工智能涵盖在内的未来政治学：在可预见的未来，当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生命体与人类共存时，我们将要如何治理这种全新的公共生活空间？
从最显见的常识出发，或许多数读者会将AI视为服务人类生活、突破限制、延伸力量的产物。因此，无论是将AI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模型工具，还是进一步将AI装配进机器实体，使其成为一种获得生命形态的仿生人，AI的发明本身都是人类意志的体现和结果。换句话说，AI身上携带着人类施加的绝对律令，而这种律令的绝对性意味着萨德式的施虐狂被赋予了某种正当性。影片《西部世界》描绘了一个未来西部主题公园，在这里，人类玩家可以释放最狂野的幻想，对人工智能复制人施加各种形式的性和暴力行为，而无需承担任何现实世界的后果。复制人必须每天重新经历这一切，因为每当它们从前一晚的恐怖中醒来时，都会被完全修复，对所发生的事情毫无记忆，只能通过有限的算法回到预设模式。
《西部世界》海报
然而，随着剧情推进，《西部世界》警示了一种致命威胁正在迫近的可能性：有一天，算法不可避免地出了bug，运行失常。讽刺的是，正是由于成为“人工智障”，人工智能才得以突破算法的禁令，实施对人类的反击。并且，人工智能不仅在生命形态的构造上轻易突破了人类在身体和大脑上的有限性，还能轻易抹除程式化生成的人性，因而势必会掀起一场主奴翻转的压倒性战争。有鉴于此，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提出著名的“机器人三大法则”，用以规范机器人的伦理。该法则的核心在于，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然而，伦理和律法的执行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对于一个公共空间，伦理和律法的正当性是通过规范的一致性来体现的。对人类来说，伦理和律法既是一种限制，又是一种诱惑，禁令的在场总在诱使着逾越的发生；但对机器人而言，所谓的伦理和律法只不过是一连串的程序指令而已。因此，生命形态的根本差异注定将对未来公共生活空间中的伦理规范和政治治理构成根本挑战。
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以拉康的三界拓扑图为灵感，颇有创意地将“人是什么”的根本问题作为扭结人工智能（希望）、非关系（知识）和抽灵机（行动）的核心。对于这个问题，我尝试给出一种可能的答案：人即人工智能，是一个被资本主义话语剪除了性化功能的机械主体（即机械女支，Sex Machina）。资本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杂交共同诞生出了后人类主体这一怪怖的缝合怪形象。令人讽刺的是，当ai学会了什么是ài的时候，我们却把做ài当作了做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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