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范迁的新作《惊鸿》面世。
小说的的主角是一群于1940年代末奔赴巴黎的年轻画家。时代变幻，命运无常，巴黎依然是巴黎，昔日的好友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分道，内心的挚爱也在人群中走散。在追求艺术的路上孤身独行，死亡悄然而至，所幸灵魂终有皈依。
这是范迁的第11部长篇小说，以《惊鸿踏雪》为名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1冬卷。
《惊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
范迁自己就是画家出身，1981年赴美留学，198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在旧金山美术学院硕士毕业。他的作品曾两次获得全美美术大展金奖，也多次举行个展和群展，作品被欧洲、美国及日本多家学术机构及私人收藏。
在演员、作家陈冲的印象里，当年她哥哥和他们那批学画的同伴，一个个开口就是马奈、莫奈、毕沙罗，闭口也是梵高和高更。范迁也是其中之一。
陈冲花了三个晚上读完《惊鸿》，掩卷之际，好像看到范迁跌跌撞撞地走过了一条所有艺术家的心路历程，其中光明与黑暗同存，喜悦和悲伤交缠。“从事艺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其中之艰辛与失落，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文森特·梵高悲惨的生平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在艺术道路上还是人人前仆后继。”
范迁的牛仔肖像画
1990年代，范迁逐渐由绘画转向写作，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锦瑟》同样首发于《收获》，并获得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世界华文小说奖。
“真实生活与小说虚幻的界限并不是那么分明，所有的艺术包括小说都是游移在经验和想象之间。艺术家在创作时处身于一个‘场’，如同红楼梦所说的神游太虚。”
近日，范迁从《惊鸿》谈起，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的独家专访，阐述了他对艺术、爱情、生命、永恒的理解。
范迁近照
【对话】
最美丽的精神花朵
澎湃新闻：当年的你是如何走上艺术之路的？
范迁：我童年临摹过连环画和芥子园画谱，真正的投入始于“文革”中在弄堂里画毛主席像，一条短短的弄堂里，每面墙上都被我画上巨大的头像，在1980年代末旧地重访还看见墙上有褪色的斑迹。岁月如痕。
澎湃新闻：你1981年赴美留学，但《惊鸿》里年轻艺术家的留学地是巴黎——为什么在小说里选了这个地方？你和巴黎有着怎样的缘分？
范迁：巴黎一直是我的朝圣地。我在旧金山美术学院读书时打两份工，唯一的愿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去巴黎看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直到毕业后积存了一点钱，才如愿去了法国。在巴黎前前后后待了一年左右，一个背包一件大衣，睡在夜间火车上游遍了欧洲，看了大大小小的博物馆，还意犹未尽。要不是口袋里的钱用光了，我可能会呆更久。
那段游学的日子对我意义重大，塑造了我的艺术观，以一种全新的角度看世界。人可以贫穷但自由，陋室里也可以诗意地栖居，艺术不必取得世俗的成功但可以作为人生的进阶和倚靠。
我现在还常常做梦——要去巴黎了。
范迁在巴黎
范迁在巴黎
范迁在巴黎
澎湃新闻：黄永玉老先生说过，巴黎是画家的摇篮、天堂，但也是画家精神的、肉体的公墓。像战争中的将军一样，将军是成功的士兵，但真正在战场上厮杀的千百万战士，往往没有了名字。作为一个画家，一个在巴黎生活过的画家，你怎么理解艺术的残酷和美好？
范迁：巴黎就是一个大的艺术“场”，去过巴黎和没去过巴黎的画家是不一样的。就像一块生铁锭进入钳锅那样，或是成为精钢，或是成为铁渣。巴黎是个艺术大熔炉，西班牙的毕加索，意大利的莫迪利亚尼，荷兰的梵高，中国的赵无极都是在巴黎铸就了他们的艺术和人生。
所谓艺术的残酷与美好，其实真正的命题是生存与创造。
普通意义上的美好是一瞬间的事，谁会记得五年前的一场派对，十年前买的一条漂亮裙子？而真正的艺术上的美好，是在残酷与痛苦之中，努力生存下来，并且绽放出最美丽的精神花朵。如石缝中的幽兰，如风雪中的傲梅。
正如尼采说过的，悲剧是美学的最高形式，而舒适甜美的浅层喜乐则是档次很低的存在。艺术家的人生际遇和他的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梵高和莫迪利亚尼都是以他们的悲剧人生铸成了伟大的艺术成就。
澎湃新闻：想到梵高和莫迪利亚尼，都是去世后作品才开始享誉全球。
范迁：成名与否这件事，不应该是艺术家要考虑的，那是命运女神的随心所欲丢出的骰子。
澎湃新闻：促使你写下《惊鸿》这个故事的，有某个鲜为人知的艺术家吗？
范迁：小说是归纳与提粹，并非为某个艺术家立传。小说里有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羁留巴黎中国艺术家群体的侧影，《惊鸿》这部小说描述了一种精神特质，一种艺术氛围，但非特定指向某个人。
拉雪兹神父公墓
澎湃新闻：我喜欢小说里有关巴黎生活的部分，除了想象中的浪漫、美好，还有一种赤裸裸的真实、一种诗意的艰辛，以及一种奇妙的活力。你觉得巴黎最感染你的地方在哪里？
范迁：巴黎最感染人的是它的文化沉淀，这种文化沉淀不仅仅表现在众多博物馆和歌剧院里，还托福于众多艺术作品的渲染，洒落在巴黎的河道和堤岸旁，树荫下的鹅卵石路面上，巴黎上空变幻的云彩中，在细雨纷纷中的小巷里，也在飘荡着香颂乐曲的寂寞咖啡馆里。
巴黎无疑是布尔乔亚的，却是有着浓厚文艺气息的布尔乔亚，对人性深刻理解的布尔乔亚。
巴黎的魅力还体现在巴黎处处可见的人文主义氛围中，住在巴黎时，我常去蓬皮杜博物馆参观某个大师的回顾展，大师们一生鞠躬尽瘁，成就无限，让人膜拜。但走出门来，蓬皮杜广场上庞克们在嬉戏，卖艺者在表演，穷艺术家们在招徕游客坐下来画像。这幅场景告诉我们，生命是平等的，伟大和平凡并存，造物对所有的生灵一视同仁。
还有，巴黎四周还保留着许多艺术大师们的故居，你可以走进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场景。我去过维吉尼的莫奈花园，普瓦松涅赫大道上肖邦的故居，弗斯滕贝格大街的德拉克洛瓦故居。我也曾在花神咖啡馆二楼，坐在沙特和波伏娃常年坐过的桌位上，想象他们曾在这张桌子上写作、交谈，恋爱和吃醋，甚至还闻得到若有若无的雪茄烟味。虽然沙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并不能打动我，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学术氛围和浪漫情愫。
澎湃新闻：为什么你认为体验真正的巴黎“波西米亚”生活是需要勇气的？
范迁：啊，所有的生活都是善恶参半。巴黎绝非是净土。从巴尔扎克到梅里美再到亨利·米勒，都描述过巴黎的流氓阿飞、凶徒、花花公子、吝啬鬼和愚钝者。而波西米亚的终极信条是穿越人间悲欢，感受生活真谛，理解人性的两极，达到一种自我通透的境地。
直升机在圣母大教堂前的广场上起飞
爱情是一种身不由己
澎湃新闻：这部思考艺术生命、艺术精神的小说也在爱情上着墨许多。在你看来，爱情和艺术有相似之处吗？
范迁：艺术与爱情的相似之处都是消耗人生，解构人生，也许有缘者最终能理解人生。
澎湃新闻：你相信爱情能带来艺术创造力吗？
范迁：难说，托尔斯泰曾经饱尝河东狮吼的苦楚，但并不妨碍他写出传世巨作《战争与和平》。舒伯特一生孤独，他的音乐却非常的温柔恬静，充满爱意。
最好的例子是梵高，一生中没有一个女人好好地爱过他，为了爱情割下了耳朵还被人嫌弃，但他的作品给世界带来无比的炽热和明亮。现在很多人嘴炮说如何如何热爱梵高，但真的把她们放在梵高的身边，有一顿没一顿的，还要忍受他暴烈的脾气，恐怕是逃都来不及。
相对来说，我更倾向于艺术的创造力多来自艺术家自身的悟性和生命力。而爱情，对艺术家说来，我不怀好意地认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惊鸿》以《惊鸿踏雪》为名，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1冬卷
澎湃新闻：你是否认为爱情也是惊鸿一瞬的存在？
范迁：因人而异，单单“爱情”这两字，其中的内蕴和认知的差异太大了。难以一概而论。
澎湃新闻：那么你是怎么理解这两字的？
范迁：爱情，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生物性冲动，无关勇气，也无关社会考量。就如同生与死一样不由自已。
法国哲学家伯格森的生命冲动学说认为：人在重大关头的选择，更多是基于下意识的认知，深层血脉的遗传，和不可抑制的生命冲动。爱情也是如此，在法国浪女作家安娜涅斯·宁的自传中写到，当感情风暴来临之际，人是如同一片树叶那样无法自主。
或者简单些，回想一下托尔斯泰描写当安娜·卡列尼娜遇见沃伦斯基那一些篇章，就会明白爱情是种头撞南墙的冲动，拉也拉不住的。
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澎湃新闻：《惊鸿》里的这段话特别动人：“生命所有的意义就在活着的一刹那，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做一只瞎眼的小猫，做一只惹不得的老猫；做一个贫穷但随心所欲的艺术家，做一个一事无成但参透生命真谛的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要“做自己”？
范迁：认识到要做自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来说，是我在出国之后参观了许多博物馆，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见识到千姿百态的人生，如山谷中繁花如锦，但每一朵小花都有自己独有的妍丽。做自己是悟到每一个生命都是特殊的，每一种生活都有其精彩与不堪。当然，做自己需要有适合的环境和温度，草木无心，感时而发。
澎湃新闻：陈冲说你年轻时说过“此生甘愿做印象派门下之走狗”，后来这个想法有变化吗？
范迁：当年说的“此生甘愿做印象派门下之走狗”，这其实是大画家郑板桥的原创，他为了表达对徐渭的仰慕，说此生甘愿做青藤门下之走狗。言语夸张，但也表达了对艺术的渴慕。
在看过众多艺术家的生平之后，当然我再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因为每个艺术家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做走狗就能学得来的。
当年范迁和画友们（陈箴，陈伟德……）在巴黎的阁楼上
澎湃新闻：你于1990年代从绘画艺术转向小说创作，可否也和我们回顾一番你的文学写作来路呢？
范迁：非常偶然，初期玩票的成分很大，但冥冥中自有轨迹，内心的涌动和诉求最终会找到最合适的宣泄口。
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催动的。某一天我和两个朋友散步，路过一幢白色的维多利亚楼房，是春天，围墙上紫色的夏威夷公主花正在开放，底楼的一扇长窗打开着，白色的纱帘飘荡出窗外。而从窗口望进去，可以看到房内古典的壁纸，台灯，以及一张老式的铁架床，铺着白色的床单，这应该是一个女人的房间。
不知为什么，我们在窗前张望了好久。一个朋友说；这个房间里一定发生过一个旖旎的爱情故事，你们谁发挥想象把它写下来吧。于是我花了三个月写下了“白房子 蓝瓶子”。本来是游戏之作，没想到竟然被报纸连载，并且还出版了。
现在回头看去，那本小说不免生涩，粗糙，但有着一股强劲的元气，天马行空的不羁，那是我现在写作中千方百计寻求的。
澎湃新闻：你会常常感到孤独吗？
范迁：被你猜对了。我孤独，我抽烟，我写作，营造虚幻的五光十色来抵御日常的平庸和苍白。
澎湃新闻：你是一个接受平庸与失败的人吗？
范迁：我曾在《锦瑟》中写过；意气风发是华年，困苦委顿也是华年。
澎湃新闻：《惊鸿》里的艺术家们，从年少青春走向不同的中年之困。在你看来，人到中年后，活力与热情的衰退是必然的吗？
范迁：当果子渐渐成熟时，那种青涩味也消退了，虽然那种多汁的青涩味道会被人长久地怀念。
澎湃新闻：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和当年的你们，有什么不同吗？
范迁：拜现代科技之赐，当代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一代更见多识广，有活力，更容易接受新的概念，掌控新的技术。
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他们还缺乏生活的沉淀，人生经验岩层的厚度显然不够，从网上观察到的和实际生活体验是不一样的。通过阅读，旅行，社会的变迁，个人生活经验的积累，这些不足都会得到改善。希望年轻一代是青出于蓝。
巴黎拉丁区小巷
一切都是转瞬即逝
澎湃新闻：从之前的《锦瑟》到《惊鸿》，再到去年在《收获》首发的《十面埋伏》，你的小说多有较长的时间跨度，突显变幻时代里的家族命运与个人命运。这一点，和你的个人经历有关吗？我去过宁波天一阁数次，无意中得知你是天一阁的长房长孙，再想到你的小说气质，有一种意外又惊喜的感觉。
范迁：我认为写小说，特别是写长篇小说，如酿酒一样，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去酿造和蒸馏，沉淀后再装瓶的。以评论家王春林的说法，好的长篇小说都必须具有命运感，而命运感，是需要至少两到三代人的生活而呈现出来的。你所提到的那三部长篇小说，并没有我个人的经历在内。
澎湃新闻：你认为个人和时代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范迁：套句俗话——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如你站在悬崖上凝望深渊，深渊也凝望着你。
澎湃新闻：你会觉得世间很多事都不牢靠吗？就像《惊鸿》里写的——“故乡、家族、地位财产，随时可能随风而去”。你相信世上有所谓永恒的存在吗？
范迁：永恒是个时间观念——永远恒定。人类至今对时间的看法混乱不堪，《时间简史》的作者霍金认为连银河系都不是永恒的。作为人类的个体，生如蚍蜉，朝生暮死，何谈永恒？回想一下过去几十年间世界的翻覆与反转，还是佛家说得通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又如雾亦如电。
范迁的风景画
范迁笔下的夕阳之舞
澎湃新闻：读你的小说，经常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世事难料，人生无常。当我们回望历史，个人的遭遇、情感，其实都是“一刹那”“一瞬间”的事。你相信文学或者艺术，有定格一瞬的力量吗？
范迁：世界是个多面体，定格一瞬间也只是在我们渺小的，有限的视野中。当代，是个文化过剩的年代，而艺术家和作家们，总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一台台信号不良、传播有限的低频发生器。我在微信上天天收到某某人发表的文字或绘画作品，我仅是略略一览就划过去。也许，某个强劲的艺术家或深刻的作家会给人留下定格一瞬的作品，但在汹涌的时代大潮下，一切泥沙俱下，一切都是转瞬即逝。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当代是个文化过剩的年代？
范迁：你打开网络，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而来。作为受体，你被淹没在信息大潮之下，数量巨大而营养很少。这有点像慈禧太后吃饭，面对桌案上百道菜肴，很快就吃倒了胃口。现在每个人都是慈禧，网络厨子不分昼夜地给你端上菜来，五花十色，味道却大同小异，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快餐。
现在所有的出版社编辑们都在抱怨图书和出版难做。是呀，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好好地去读一本书？从头到底听一首交响乐，我看大多数人还是宁愿刷上个几百条小视频，八卦新闻说唱足球时装美食带货，最后再来一段文学讲座。多惬意，多满足！多像古人所说的：一日看尽长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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