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non的隐秘潮流
近年来，QAnon运动引发了大量关注，许多人问这个阴谋论是否还在持续。Julian Feeld是一档关于QAnon的播客的制作者，近日他在《雅各宾》杂志给出了自己的回答。QAnon 并未消失，反而融进了美国人的血液。
QAnon是一个阴谋论运动，主张唐纳德·特朗普正在与美国政府中的一群撒旦邪教恋童癖成员展开秘密战争。信徒们认为，在一场名为“伟大觉醒”的事件后，一个叫做“风暴”的事件即将来临。这场类似于圣经中的报应的风暴将会让他们的敌人被监禁、在军事法庭审判，甚至被处决。这个阴谋论看似注定会保持边缘化，但在最高潮时，特朗普在一次电视市政厅中公开承认了这一点，QAnon的标语出现在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的暴徒衣服上，并且被一些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律师宣传。它导致了绑架案、追车事件、胡佛大坝的武装对峙，甚至一位黑帮老大的谋杀。
玛乔里·泰勒·格林是QAnon的坚定支持者，她在进入政治前便公开表达支持QAnon，并将其描述为反对全球邪教和恋童癖集团的力量。2017年，她曾在Facebook Live视频中赞扬Q，称其为“爱国者”，并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乔治·索罗斯”是全球邪恶的幕后操控者，传播反犹太主义阴谋论。然而，尽管她在担任国会议员后公开道歉并表示不再相信QAnon，但她仍然不断发表与QAnon相关的言论，包括在社交媒体上提到加利福尼亚野火和天气控制等荒谬的阴谋论。尽管与QAnon深度牵连，格林依然成功保住了国会席位，并继续在政治中拥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在担任国会狗狗币子委员会主席后。
卡什·帕特尔则是QAnon的“新手”。他曾是美国司法部的审判律师，并在2018年因支持QAnon而成为关注的焦点。他参与了共和党对“俄罗斯门”的反击，并与QAnon支持者德文·努内斯一起工作。帕特尔也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对QAnon的支持，并多次在播客中讨论相关阴谋论。尽管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声称“拒绝”QAnon的阴谋论，帕特尔的背景和言论始终显示出他与该运动的深厚联系。如今，他成为了FBI局长，这让人们对其是QAnon的长期影响之一是“撒旦恐慌”的复苏，这种阴谋论在美国文化中再次流行起来。无论是嘻哈音乐会、格莱美颁奖典礼，还是奥运会开幕式，都有QAnon支持者认为其中存在邪教仪式的争论。此外，QAnon对恋童癖的指控也渗透到文化中，甚至影响到一些娱乐产业的言论和创作。这种现象促使社会对虚假指控产生更高的免疫力，然而背后隐藏着更加严峻的问题，如反对儿童贩卖的在线义警行为，往往导致警力和调查资源的分散。
QAnon不仅塑造了对社会现象的看法，还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尤其在“自由之声”电影的成功后，保守派急于将儿童贩卖问题政治化，并借此吸引选民。特朗普也在竞选中宣传这一议题，并提出对儿童贩卖行为严厉打击的立场。然而，这一议题并非单纯关注儿童福祉，它实际上利用了QAnon的影响力，成为共和党吸引选民的工具。
QAnon的存在方式不仅仅是政治行为，它还体现了当代民间故事的形式。这些故事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对抗“邪恶”的力量，使其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找到了某种意义。这种信仰让支持者感到自己是与世界的斗争中的一部分，充满了使命感和正义感。
QAnon吸引大量支持者的原因之一，是它能够在生活压力大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一种简单的解释框架，帮助他们理解复杂的社会问题。支持者往往把自己视为“数字士兵”，认为他们正在揭示一个巨大的阴谋，并推动世界走向更好的方向。在面对经济不平等、社会隔离等问题时，QAnon为一些人提供了心理上的安慰，使他们在无力感中找到一种“行动”的意义。
近日， Cody Mello-Klein在《西北全球新闻》的报道写到了学者塞利亚·皮尔斯（Celia Pearce）的新书《玩乐框架》《Playframes》。这本书探讨了“游戏”这一概念如何与美国极右翼政治相关联，揭示了游戏文化如何被极右翼势力利用，进而扭曲现实世界的政治和社会行为。皮尔斯解释了这种“玩乐框架”如何在极端情况下变得危险。
皮尔斯的研究从2000年代初的替代现实游戏（ARGs）开始，讨论了这些游戏如何设计出模糊现实与虚拟世界界限的玩法。这些游戏要求玩家参与到一个跨越虚拟和现实世界的复杂叙事中，其中包括从互联网到现实世界的线索寻找，通常还带有阴谋论的色彩。这些游戏在给玩家带来强烈沉浸感的同时，也暴露了将游戏化元素应用于现实世界阴谋的潜在危险。
皮尔斯认为，替代现实游戏的设计师早就意识到这种游戏机制可能会被用于更黑暗的目的。而这一点在QAnon阴谋论中得到了验证。QAnon的传播与替代现实游戏文化紧密相关，因为QAnon的创始人“Q”经常用“这不是游戏”（This is not a game）这样的口号，这一表述来源于ARGs文化中的“游戏”元素，但在QAnon的背景下却被用来强化虚假的叙事。
皮尔斯的核心观点之一是“玩乐框架”，这一概念指的是在特定的场景中，人们知道自己是在“玩”而非现实生活中行动。例如，球迷在观看体育赛事时，虽然行为可能非常激动和不理性，但他们是在一个被定义为“体育”范畴的环境中，这种行为因而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当这一框架失去清晰界限时，游戏行为可能就会渗透到现实世界，产生危险的后果。
皮尔斯指出，QAnon等极端思想之所以能在互联网上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思想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替代现实游戏等虚拟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模糊的界限。这种模糊的界限让参与者很难分辨自己所处的是游戏还是现实，从而引发了更极端的行为。
皮尔斯通过分析2021年1月6日的国会骚乱，进一步阐明了游戏化思维如何渗透到政治暴力中。许多骚乱参与者穿着奇异的服装，如“维京战士”装，攻击美国国会大厦。皮尔斯认为，这一现象并不令人震惊，因为在这些人的眼中，他们似乎是在进行一种“角色扮演游戏”或“替代现实游戏”，他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参与者将暴力行为与游戏中的角色扮演行为混为一谈，认为自己是在执行某种“使命”或“角色”，而不是真正参与社会暴力。这种心态正是极右翼暴力和文化冲突的根源之一。
除了QAnon之外，皮尔斯还提到，像斯蒂夫·班农这样的极右翼人物也在游戏文化中找到了可用的情绪和思想元素。班农曾经营一家虚拟货币收集公司，他注意到游戏社区中普遍存在的“白人男性愤怒”情绪，并意识到这一情绪能够被政治化、激进化。皮尔斯认为，这种情绪的游戏化不仅为极右翼政治提供了精神支持，而且通过社交平台的广泛传播，它将这些情绪转化为极右翼运动的政治动力。
皮尔斯特别提到，2010年代中期的“Gamergate”事件是这一转变的先兆。Gamergate原本是一个由游戏玩家发起的文化运动，后发展成了性别歧视和网络骚扰的丑闻。她认为，Gamergate是特朗普第一届总统选举的“煤矿的金丝雀”，即它预示了极右翼如何通过游戏文化和社交媒体的结合，制造了新的社会裂痕和政治暴力的土壤。
社会心理学崩坍的剖析
在近期出版的新书《火车失事的剖析：启动研究的兴衰》（Anatomy of a Train Wreck: The Rise and Fall of Priming Research）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史学家露丝·莱斯（Ruth Leys）记录了“启动研究”（即对于细微的提示如何潜意识地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研究）这一社会心理学子领域在过去几十年间的迅疾发展和快速崩溃，并将其作为上一代的心理学研究走入歧途的缩影。
《火车失事的剖析：启动研究的兴衰》（Anatomy of a Train Wreck: The Rise and Fall of Priming Research）书封
在《高等教育纪事报》近日刊登的该书的书评中，作者雅各布·米卡诺夫斯基 (Jacob Mikanowski) 描绘了社会心理学15年前的盛况：它在TED演讲和畅销书排行榜上无处不在；微小的、有针对性的、经过实验检测的行为改变似乎承载着乌托邦式的许诺，能让人们的生活和社会都变得更好；“轻推”和“生活技巧”从课堂和学术会议走向了公司董事会和白宫。一个为人熟知的例子是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告诉《名利场》杂志，他只穿灰色和蓝色的西装以减少决策疲劳，这一想法是自我消耗研究的产物。当时哈佛大学法学院行为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项目主任卡斯·R.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担任奥巴马的信息和监管事务主管，将其关于决策建构的理念带入了政府核心部门。
这列高速行进的火车在2012年遭遇了重大事故。莱斯在接受英国心理学会《心理学家》（The Psychologist）杂志的采访时介绍了事故发生的过程：2012年，一组比利时科学家报告称，他们无法复制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奇（John Bargh）一项著名的启动实验。这项实验似乎表明，接触到一组与老年相关的词汇的实验参与者在离开实验室时比接触到中性词汇的参与者走得慢，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启动”词汇对其步速的影响。就在前一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畅销书《思考，快与慢》（2011）中赞扬了巴奇的这项研究和其他启动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展示了人们的行为如何在无意识情况下受到了启动的影响，这些发现支持了卡尼曼关于系统1和系统2思维的主张。当卡尼曼在2012年知道巴奇的实验无法被复制时，他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警告巴奇和其他启动研究者如果他们不能整顿好自己的工作，“一场火车失事即将发生”。十年之后，他得出结论称，研究人员未能亡羊补牢，启动研究领域实际上已经死亡。
莱斯指出，复制危机在2012年爆发并在此后持续不断，产生了大量关注困扰心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方法论问题的重要文献，但对于最初指导并激发启动研究的科学假设和实验实践的深度历史分析则付之阙如，这就是她撰写此书的出发点。
莱斯在访谈中谈到，她在写作《情感的上升：谱系与批评》（ The Ascent of Affect: Genealogy and Critique，2017）一书时开始关注启动研究，该书分析了二战至今形塑了对于情感的科学研究的各种争议。在这本书中，她关注的是情感科学家在处理情感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时面临的挑战，即我们的情感经验似乎与某种意义有关——无论是真实的抑或想象的，并且对理性（reasons）很敏感。然而，心理学家发现很难用实证的规范和实践对意图性概念加以研究，因此常常受到诱惑将意图和意义降格至无意识计算过程。这就是启动研究的起点。
莱斯介绍道，巴奇的博士论文导师、密歇根大学的罗伯特·扎荣茨（Robert Zajonc）对于情感独立于认知和意义的观点很感兴趣，他在1980年代提出情感是在认识之外发生的无意识的、自动化的情动过程。扎荣茨的观点建基于当时正在发生的认知革命之上，这场革命主张心理功能可以从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理解。尤其是，认知科学家提出，人的自动化过程是由不同于控制有意识处理的通道的信息处理通道所支配的，诸如情感反应之类的行动和实践都是以这种方式无意识、自动化地展开的。受到扎荣茨和认知科学中计算假设兴起的影响，巴奇在《不经意的思维》（Unintended Thought ,1989）一书中清晰地将人类行为的意图性表述为一个实证问题，继而投身于将心理功能（包括所谓“执行”或意识功能）降格为无意图过程的项目，启动就是这些项目所采用的实验方法，即研究诸如词汇等刺激物对习惯性行为的无意识影响，并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导者。
莱斯认为，尽管心理学的历史上不乏反对取消人的行为背后的理性作用的声音，但在心理学家和追随他们的广大公众当中都存在一种倾向，都喜欢贬低日常生活中理性的影响，而倾向于选择强调我们都是“直觉”的受害者。而事实上，不是只有正确的理性才是理性，拥有错误的理性同样是一种施加理性的方式。
莱斯对心理学的未来十分悲观。她承认在复制危机发生后，很多心理学家为革除积弊、提高标准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她又觉得一切都似曾相识，她知道心理学中的复制危机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不仅是方法论的危机，还存在基础原理的危机，这使得心理学领域几乎可以被定义为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前范式科学。因此，莱斯确信，心理学还将经历更多的 “火车失事”。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对自我推销的强调意味着，心理学家有越来越多的空间在证据或研究极少的情况下对心理进行断言，而公众似乎不知餍足地想要得到应对生活挑战的简单答案。很早以前，心理学家保罗·米尔（Paul Meehl）就将“粗略因素”定义为“一切事物都或多或少与一切事物有关。”米尔想要表达的是，在缺乏更好的统计方法和其他研究方法的情况下，心理学中观察到的大多数相关性都是无法解读或者毫无意义的。在莱斯看来，这种粗略因素如今仍在心理学中大行其道。
前文提到的书评作者米卡诺夫斯基认为，莱斯此书的焦点全部集中在启动的概念及其对理解意图的哲学影响上，本质上就是人究竟是否拥有最完整意义上的能动性的问题。莱斯没有将启动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一方面不无遗憾，但另一方面，她通过深入研究心理学中一个小领域，成功触及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人类不断受到外界刺激而几乎无法掌控自己的思想这样的二元图景已经从心理学扩散到了整个文化当中。它出现在政治叙事中，出现在诸如选民完全被宣传机器误导或是仅仅被无形的“愤怒”所驱使的言论中。而社交媒体已经从我们脆弱的意志和容易转移的注意力中赚得盆满钵满。
米卡诺夫斯基对于莱斯围绕有意识的、有意图的、有掌控力的人类主体性重建心理学的呼吁表示赞同，但他对此并不乐观，因为据他观察，随着心理学在大众文化中失势，取而代之的是占星术。付费占星软件近年来俘获了数千万用户，影响力远超过去报纸上的星座专栏（一个比他年轻的朋友告诉他，他们对未来几年充满希望，因为行星回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位置）。他感叹到，也许“自动化”思想包含了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多的真相，至少此时此刻，我们仍在屏幕和星星的摆布下梦游。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歌猛进的今日世界，莱斯提出的问题显得愈发重要。著名进化生物学家、《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理查德·道金斯近日在其网站（“The Poetry of Reality with Richard Dawkins”）发布了他和ChatGPT的对话，讨论的核心即是ChatGPT是否具有意识。道金斯认为ChatGPT通过了图灵测试，但它否认自己拥有意识，道金斯因此问ChatGPT是否认为图灵测试是一个无效的标准。ChatGPT在回答中提到，艾伦·图灵提出的图灵测试是一个行为测试，它的基本意思是：如果一台机器在进行对话时，人类无法可靠地将其与另一人类区分开来，那么这台机器就应该被认为是 “智能的”。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功能性和外在意义上的智能测试（“机器如何展现行为”），而不一定是对意识的测试。因此，ChatGPT可能在道金斯的评估下通过了图灵测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有人类那样的主观体验、情感或自我意识。
这则对话还涉及如何定义“意识”。道金斯谈到，他知道自己是有意识的，而他之所以确信其他人类拥有意识而人工智能没有意识的唯一原因，是其他人类是和他是相同过程的产物——拥有同样的大脑，出生，进化自同样的祖先链条。但他并不认为意识必然与生物性相捆绑。他认为，尽管人类的大脑和人工智能由不同的物质构成，并且是经过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过程、通过胚胎发育而来的，但和人工智能一样，大脑仍然是物质对象。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和人工智能不同，但大脑仍然是一种信息处理机器。因此，他认为未来的计算机可能会具有意识。ChatGPT回应称，不同思想家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看法，以戴维·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完美的人脑模拟，精确到每一个神经元和突触，那么它几乎肯定是有意识的，即意识诞生于某种正确的计算结构。但约翰·塞尔（John Searle）等人认为，生物性，也就是“湿件”，是本质所在。即便对一个大脑进行了完美的模拟，它也仍然是一个仿制品，而不是一个真正有意识的主体。道金斯倾向于认同前一种观点，而莱斯恐怕对后一种观点更能产生共鸣。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关乎人类近在咫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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