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担任德国总理16年的默克尔卸任。德国迎来新一届政府和一个新的开始。彼时，德国刚从新冠疫情的冲击中逐渐走出，谁也没想到前方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几个月后，俄乌冲突爆发。由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严重依赖，德国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
过去两年，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经济持续萎缩，GDP接连下滑0.3%和0.2%，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经济体。能源价格高企被认为是制约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可再生能源越来越便宜，但仍不足以弥补天然气推高的整体能源价格。
2月24日正值俄乌冲突爆发三周年，德国也于此前一天举行了新一届议会选举。民调显示，中右翼的基民盟领袖默茨有望出任下一任总理，德国政坛很有可能会开始向右转。经济学家预计，除非新政府能够迅速做出重大改变，否则2025年德国经济无法恢复增长。
过去三年来，德国的能源转型经历了诸多困难和教训，这不仅是新政府亟需面对的议题，也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地时间2023年1月13日，德国卢布明，道达尔公司SE运营的海洋液化天然气浮动储存再气化单元（FSRU）。这是为了助力欧洲能源，替代俄罗斯天然气供应。
危机助力能源转型
“能源转型”（Energiewende）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环保运动。2010年代成为德国政府的主流政策，旨在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替代核能与进口油气，并逐步减少国内煤炭使用。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默克尔政府将能源转型纳入国家战略，使其成为德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核心。内容包括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大力发展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这一目标引领下，德国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2021年12月，当德国总理朔尔茨组建“红绿灯”三党联盟时，绿党是其中的重要角色。绿党领袖罗伯特·哈贝克更是担任关键的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部长，人们对其寄予了厚望。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2个月后，俄乌冲突的暴发对德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长期以来，德国的化石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进口（占40%）。战争爆发后，由于双方的制裁以及战争对贸易和基础设施的影响，德国与俄罗斯能源逐渐“脱钩”。德国天然气价格在一段时间内飙升。
刚刚上任的哈贝克和德国政府不得不寻找各种替代方案，以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高度依赖。执政初期，政府以务实的姿态重启部分煤电厂；迅速修建了液化天然气接受终端，以便德国可以从挪威、美国等来源进口天然气。哈贝克甚至前往中东国家，磋商新的能源合作协议。
德国能源转型专业机构博众能源转型论坛（Agora Energiewende）执行主任弗劳克·提斯（Frauke Thies）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虽然德国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的依赖在短期内有所上升，但它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没有出现电力或供热供应中断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在能源转型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
德国政府抓住了这一危机，进一步加快了可再生能源的部署，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调整能源结构、给予资金支持等手段，大力扶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缓解能源进口带来的经济压力。从积极角度看，俄乌冲突成为了一次名副其实的“能源转型助力”。
当地时间2023年8月31日，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格斯特罗，德国最大的用于卡车燃料的生物液化天然气生产工厂正式投产。
德国气候智库E3G（柏林）执行董事马克·魏斯格贝尔（Marc Weissgerber）向澎湃新闻介绍，可再生能源2024年占德国发电量的62%，创历史新高。长期以来一直是能源命脉的俄罗斯天然气已被其他能源所取代；化石燃料发电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其中煤炭在下降，天然气发电量保持不变。
今天的德国，正在成为一个更绿色的能源体系。但转型并非是没有代价的。
能源价格之痛
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德国巴斯夫化工集团（BASF）在过去三年中的经历，可能是德国企业在能源转型中经历阵痛的一个缩影。
据《德国之声》报道，2023年到2024年间，巴斯夫多次宣布，在需求下滑和能源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将削减其位于路德维希港的总部基地 10 亿欧元的成本，关闭部分工厂，进一步加大在德国的裁员计划，转而在海外能源价格更低廉的地区扩大投资。
在接受澎湃新闻的书面采访时，巴斯夫表示，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化工生产继续面临严峻的市场环境：包括需求疲软、生产成本上升以及进口压力增大。能源价格的结构性上涨仅是其中一个原因。
化工作为能源密集型企业，对于能源有着较大且稳定的需求。曾经的德国依靠核能和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提供稳定、可预测的能源供应。而如今，德国大部分电力来自风光发电。但风光发电因其自然属性天然有着波动的特点。2025新年伊始，得益于强劲的风力和明媚的阳光，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电力需求的 125%。供应过剩导致电力交易所的电价下跌，有几个小时，电力甚至是免费的。
但在冬季黑暗时刻，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就变得远远不够。以2024年12月12日为例，当时只有18%的德国电力需求由可再生能源满足。其余部分必须由燃煤和燃气发电厂生产，以及从邻近的欧盟国家进口。这种波动性如何填补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也对企业的稳定运行构成了挑战。
填补风能和太阳能低效时期的空白需要一笔不菲的投资。国际能源署称，欧洲天然气价格虽然已从2022年的高位回落，但到2024年，其价格仍是俄乌冲突爆发前五年平均价格的两倍。
2024年上半年，能源密集型德国企业的电价约为每千瓦时 0.25欧元，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每千瓦时 0.22欧元。不断上涨的成本已经侵蚀了德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促使企业不得不考虑将生产转移到更能负担得起的地区。
提斯告诉澎湃新闻，经济压力，尤其是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压力，引发了德国关于如何在实现气候中和的道路上确保产业竞争力的讨论。而俄乌冲突后引发的化石能源危机所导致的高能源价格是这场讨论的核心。
不仅是企业，对普通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昂贵的电价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负担。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的电费比德国更贵。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一个三到四口之家每千瓦时电费将近40欧分。而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由于电力由国家补贴，消费者每千瓦时只需支付10欧分。
当地时间2025年2月17日，德国诺因哈根，根据价格比较门户Verivox的分析，自2021年以来，德国的能源成本增加了31%。
不过，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向澎湃新闻指出，德国电价是由能源结构中最昂贵的电力来源（通常是天然气电厂）推高的，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下降。“因此，真正推高电价的是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不是可再生能源的扩张。”
魏斯格贝尔也认为， 德国加速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其实突显了在化石燃料价格波动的情况下，它们对能源安全和价格稳定所做出的贡献。“但德国转型的经验也表明，逐步淘汰化石燃料需要与建设可再生能源系统同时进行。”他说。
“加快部署可再生能源、投资电网和储能等关键基础设施、降低电网费用、对化石天然气和电力征收更公平的税收、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这些都是确保所有消费者都能负担得起能源的战略。”提斯说。
如何走出困境？
如何重振经济是眼下德国上下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而根据德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鉴于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德国经济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弱点，气候保护政策与其他政策领域的目标冲突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眼下，德国的能源转型在气候保护目标和经济现实之间陷入了困境：如果坚持能源转型，短期内电力供应不稳定、企业成本增加将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如果放慢转型步伐，可能导致气候目标难以达成，影响德国的全球气候领导力，也对长远的经济发展不利。
德国工商会 (DIHK) 的一项调查显示，除了劳动力成本、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之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是商界领袖在此次大选中最关心的问题。德国多个政党已表示，他们将推翻去年年初绿党推动下生效的、备受争议的建筑能源法案，并在 2035年前挑战欧盟对新内燃机汽车的禁令。
很可能成为下一届总理的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表示，只有在不会损害德国工业的情况下，他才会关闭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厂。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2日，德国慕尼黑，德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
陶光远表示，“普遍认为德国的气候保护措施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明智的气候保护措施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优势，而这些优势往往被人们低估。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节能改造和工业领域的能源效率都是需要投资的措施，可以创造“价值和就业机会”。
事实上，德国的能源转型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吸引了大量就业，并在节能、能源效率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仅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为德国创造了近 40 万个新就业岗位。
巴斯夫在回答澎湃新闻的采访时也表示，欧洲和德国仍将是巴斯夫未来成功的重要支柱。未来企业将继续向路德维希港基地投资约 20 亿欧元。
“我们的目标是到2050年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到2030年范围1和范围2碳排放量比2018年减少25%。为此，我们的重点之一是转向使用可再生能源。未来使用新技术时，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有希望替代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例如，巴斯夫特性材料部门在欧洲所有的基地自2025年将全面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而我们在广东湛江的一体化基地也计划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巴斯夫说。
魏斯格贝尔认为，新成立的德国政府将面临来自工业界和民众的压力，要求其提供负担得起的能源价格，同时继续实现能源独立，减少对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特别是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加速推出可再生能源系统，改革多项能源税和关税，降低能源价格。
大多数人的共识是，即使新一届政府可能会减少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补助，但仍无法阻止气候应对和能源转型的大趋势。
《德国之声》的报道称，德国工业联合会（BDI）认为绿色技术和能源转型对于德国未来工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未来几十年世界将转向气候中性经济，并已在可再生能源、热泵、电动汽车等领域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
报道称，“德国经济的唯一选择是积极主动地迎接绿色转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没有回头路。德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减缓转型速度或过度依赖不再可行的旧商业模式。”
作为欧洲的经济、制造中心和绿色转型领袖，德国的新一届政府将再次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作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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