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日》：1936年5月21日的“大众观察”

1936年5月18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由“文学社”与“《中国的一日》编委会”共同具名的征稿启事，要求“全国的作家、非作家”将个人在5月21日这一天“所经历、所见的职业范围或非职业范围内的一切大小事故”照实写出，投寄上海生活书店转交“《中国的一日》编委会”，汇集成书，借以“表现一天之内的中国的全般面目”。

《中国的一日》

在1930年代，由期刊或出版社订定主题，主动向读者征求文稿的事例并不罕见，《中国的一日》的编辑构想自非创新之举。前此数年的1932年11月，上海《东方杂志》曾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征稿函，请对方就“梦想中的未来中国”与“个人生活中的梦想”两方面，撰写短文，便是一个哄传一时、极受瞩目的类似活动。

不过，《中国的一日》无论在征稿主题或邀稿对象上，都与之前《东方杂志》的做法有着显著的差异。《东方杂志》所强调的，乃是对国族群体与个人未来远景渺茫的梦想与憧憬；其征稿方式，主要是向社会各界具有相当声望的人士个别函邀，只有一小部分稿件出自主动应征的杂志读者。因而，这批文稿所反映的，其实只是极少数聚居城市的上层知识阶层的关怀。而《中国的一日》所关注的，则是中国社会大众当下的现实生活面貌；其征稿对象并无任何身份、地位与职业的限制，而主动响应此一活动的3000多名投稿者，也是以学生、中小学教师、小商人、工人为主力。就此而言，《中国的一日》编辑计划所开展出的，在性质上，并不仅仅是一桩以“报告文学”为主轴的文学活动，同时也可说是一场类似于稍后出现于英国的“大众观察”（mass-observation），以传达“人民的声音”为标榜的社会与文化运动。

如果把1930年代初期与中期这两次征文当作检测的指标，我们或许可以肯定地指出：到1930年代中期，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知识界，在社会认知的视野上确已发生急遽的变化。数量庞大的中下阶层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从以往备受忽视的边缘性位置，转而成为众所注目、亟待认识与论述的对象。

何以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情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联。

大体而论，只有在革命与战乱的激烈动荡时刻，一向平淡无奇、不足挂怀的日常生活，才会向历史开放，成为必须加以辨识、争议的问题。1930年代中期的英国，外则法西斯势力猖獗，战争阴霾笼罩全欧，内则英王爱德华八世（即温莎公爵）被迫退位，王政体制的正当性基础严重动摇，“大众观察”便是在此震撼危疑的关键时刻应运而起。同样地，同一时期中国所处的，也正是一个大众的日常生活濒临绝境的危机时代。一方面，这个时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外力的深重威胁：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全面沦丧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侵略步调日益加遽，至1930年代中期，华北半壁已名存实亡、断送殆尽，国家前途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北伐之后，中国的内部统一工作并未真正完成，各地实力派的军事集团依然据地称雄，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而中共的长期军事革命活动，更构成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政治混乱之余，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也迭遭摧残，处于风雨飘摇、杌陧不安的局面。在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城市工商产业发展停滞，广大农村又连年遭逢水旱、饥馑与瘟疫的侵袭，陷入全面破产的困境。一般社会大众既面临着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群体危机，个人生活也直接蒙受失业、失学的切身威胁。因而举国上下莫不弥漫着一股阴郁不安与彷徨苦闷的气氛。特别是当时人数日增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更普遍因为现实生活中各方面的挫折，惶惑愤懑，不知所从。一位在五四期间积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中期便已完全丧失了往昔的乐观与憧憬，转而悲叹道：“近几年来，整个社会的不安，使我个人的生活也陷于艰难与苦痛之中了。”另一名上海的“文艺青年”也不时感到“心情的茫然悸动”，迷惘摆荡于“亡国的悲哀”与“生之困恼、病的倦怠”之间。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与心理状态下，如何针对中国社会大众的生活样貌提出一套完整的叙事，有效解释其所以陷入绝境的症结祸源，指出可能的出路与努力方向，自然成为众所瞩目、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从而，日常生活不再只是个人私领域的隐秘事物，而是成为各类知识权威进行凝视、论述与教化等文化实践的公共空间；更成为意识形态迥异、利益与立场截然不同的政治团体，从事政治动员、角逐文化霸权的重要场域。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代中期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便是这个斗争过程中，一场企图以国家力量介入民众日常生活来形塑特定国族认同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

1934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新生活运动的要义》的演讲，旋即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正式揭开新生活运动的序幕。在党、政、军与教育系统的大力配合之下，这项运动由南昌迅速向外扩散，至1936年，全国20个省、4个院辖市、1355个县，均相继设立分会，旗鼓高张，声势极为浩大。

新生活运动的叙事策略，基本上是以一种负面的否定方式，来勾勒中国社会大众既有的生活样态。蒋介石把“中国普通一般人现实的生活状况”，归纳为“污秽、浪漫、懒惰、颓唐”数端。他强调，这种生活并非人类应当过的合理的文明生活，而是和“牛马猪狗禽兽一样”的野蛮生活，一种非人的“鬼生活”。

新生活运动者认为，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良窳优劣，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如果一般国民因循苟且，一味沉溺于现在这种“野蛮生活、鬼生活”，其结果则“不仅国家不能保存，即种族亦就要消灭”。他们更认为中国之所以面临当前的深重危机，根本原因并非“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端在于“人民生活的标准没有建树，一般人的习气太坏”，以致“国民步伐不能整齐，生产的效率不能增进”，社会元气受到无形损害，“民族自然不能长进”。

然则，中国民众的生活状况，何以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新生活运动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礼义廉耻”等中国固有“国魂”的沦丧。因此，新生活运动的总体目标，便是要重新发扬传统“国魂”，使中国民众“都能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原则，改革过去一切不适于现代生存的生活习惯，从此能真正做一个现代国民”。换言之，也就是要根据“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道德的习惯”，来规范全体国民日常衣食住行的各类生活行为。

为了达到此项目标，新生活运动展开伊始，即拟订颁布《新生活须知》，分“规矩”与“清洁”二目，共95条，举凡衣着、进食、居家、言谈、行路、礼仪等各项生活细节，均有明确规定，甚至刷牙、洗脸、吐痰、便溺与扑蝇、灭鼠等日常卫生习惯，也成为政府指导与督察的对象。及1935年3月，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进一步制订“三化”方案，鼓吹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与“艺术化”。在此方案之下，政府一方面积极组训民众、调查户口、编练保甲，并对公务员与各级学校教职员普遍实施军事训练；另一方面更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中持躬待人、处事接物的各项细节，做出更为严格而细密的规定。

配合这些条文规约，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积极动员其所掌控的各类组织与宣传资源，除利用报纸、杂志、电影、标语、广告等传播媒介大肆宣扬外，并召开市民大会、举办提灯游行、邀请名人公开讲演。同时，更由各省县市新运会，会同当地党政机关学校，组织纠察队，配合宪警，对各地住户、商家、机关、学校及各类公共场所、街道的清洁卫生状况，进行严密的监视与检查。在这一连串强制性的规训之下，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一如上文所述，已不再是一个视而不察的潜伏领域，而是成为各方论述、争议与试图界定的场所，更成为政治权力开展其教化性活动的空间。

就实际成效而言，这场声势浩大的生活改造运动，固难谓成功。不过，从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长远脉络观察，新生活运动实仍不失为其间一个重要的篇章。如论者所言，新生活运动一方面有其政治策略的考量，透过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敌对意识形态的“他者化”，这套特殊的生活论述，多少对国民党政权的正当性基础提供了强化的作用。另一方面，新生活运动更承袭了晚清以来“国民”论述的国族主义思想系谱，试图借由对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全面干预与改造，来塑造一群福柯所谓的“温驯的身体”（docile body）——一种既柔顺又具有生产性的身体，进而将其凝聚成一个以国民党党国意志为依归的政治共同体。就此而言，新生活运动实不失为近代中国国族打造过程中，一场以“日常生活”为舞台的国族主义“身体技艺”（technology of body）的特殊展演。

面对新生活运动铺天盖地的强大攻势，政治立场倾向社会主义且与南京政权处于敌对态势的左派知识分子，自然必须在同一战场上，提出一套有别于官方论述的抗制性叙事形式，来竞争对大众日常生活的解释霸权。他们所找到的，便是一种甫由国外传入未久的新兴文学体裁-报告文学。许多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者都指出，1930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异军突起，风靡一时，吸引了许多文人投身其间，从事创作。当时，这种文类的作品，题材大多集中于工农大众日常生活苦难的描述和社会问题的挖掘，政治色彩十分浓厚。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报告文学集》的芦焚便明白指出：这些作品大多以政治性宣传为写作目的，企图“把自己耳闻目睹人民大众的困苦以及反抗，传布到更远的地方，使全国读者都能够知道，使全国广大群众都能够听到”。换言之，1930年代中期，在前线硝烟炮火的有形战场之外，国共两党其实还在“日常生活”这块无形而静默的战场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从这样的脉络观察，《中国的一日》可谓这场文化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的一日》编辑期间，正是新生活运动如火如荼、全面推展的阶段，与“新生活”有关的各类符号与活动，自不免成为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例行性的组成部分。《中国的一日》书中便有多篇文章直接、间接叙及编练壮丁、军训校阅、修堡筑路与清洁卫生等各项新生活运动所强制规定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对新生活运动抱持着或讥讽或抨击的态度。所以如此，当然与该书编选过程中刻意的取舍选择有关。而这种特定的再现方式，也正反映出《中国的一日》对新生活运动这一套来自官方的宰制性日常生活叙事的排拒与抵抗。

虽然，我们仍不应忽略直接促生这部1930年代中国日常生活档案的个别行动者（agent）与偶然性的历史机缘。其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的，便是《生活周刊》主编、生活书店创办人，近代中国著名的“进步”报人——邹韬奋（1895-1944）。

1926年底，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之初，还是一个倾向于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温和改良主义者。在这份以城市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学生与“职业青年”为主要对象的刊物上，邹韬奋发表了大量讨论升学、就业、婚姻、恋爱等现实生活问题的文章，极力强调个人道德、知识修养与勤奋自助的精神对于事业成功与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这种言论立场相当契合这群正努力向上爬升的城市小市民的期望，因而使得杂志大受读者欢迎，销路也急速增加。到1929年，每期销数已由原来的2000多份，增长到8万多份，成为极具影响力的重要刊物。

然而，等到1930年代，随着国族危机的急遽加深与社会经济状况的日趋恶化，城市小知识分子迭遭现实挫败之余，对于个人与群体之关系的看法，逐渐发生转变，思想也日益激进，许多“职业青年”便相继抛弃个人主义的道德信念，蜕变成高度政治化的“进步青年”。作为这个阶层之代言人的邹韬奋也不例外。经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与次年“一·二八”淞沪事变的重大刺激，邹韬奋既痛感国亡无日，对南京政府一再退让妥协的不抵抗政策尤为愤慨，言论立场遂出现重大转折，“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兹后，邹韬奋一方面积极投身反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腐败与现实社会体制的黑暗大加抨击。1935年底，他在《大众生活》周刊的发刊词中，更彻底否定其以往所持的个人主义信念，将中国的唯一出路完全寄托于人民大众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上。此后，“努力促进民族解放”与“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便成为邹韬奋勠力以赴的两大目标。

同一时期，邹韬奋主持的出版事业也有极为快速的进展。《生活周刊》转型为以抗日救亡为号召的政治性刊物后，发行数量突飞猛进，到1930年代初期，已达155000余份，创下近代中国杂志发行量的最高纪录。在此基础上，邹韬奋进一步于1932年7月开办生活书店，大量出版各类“进步”书刊，复于《生活周刊》之外，陆续创办《文学》《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太白》《译文》等期刊，一时之间声势颇为浩大，蔚为19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后起之秀。在这个过程中，邹韬奋与上海的左翼知识分子、文人作家密切互动，往来频繁。这固然使邹韬奋的思想言论更形左倾，生活书店实际成为两党竞争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据点；另一方面，却也为《中国的一日》的编辑与出版，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与经费资源。

不过，《中国的一日》的出版构想，却非出自邹韬奋的创意，而是受到苏联作家高尔基偶然的启发。

1934年，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联作家大会上，提出一项以集体创作的方式，编写一部描述世界一日之书籍的构想。他主张随意选择一个平常的日子，由各国作家辑录当天报纸所刊载的真实事件，添注按语，然后汇编成书，以“表现现代生活纷杂麻乱的全部情景”。这项提议经过热烈争论后，得到与会各国作家的大力支持，但是由于规模庞大，需要极大的资金与严密的组织，不得不暂行搁置。直到次年夏天，巴黎举办世界作家大会，苏联代表重申前议，并自愿担任组织联络的工作，这项计划才正式落实下来。

《世界的一日》编辑部设立后，选定1935年9月27日为标的，呼吁世界各国的“记者、作家、社会领袖、艺术家、学者、戏剧演员”，留意搜集当天的个人札记、报纸、摄影、戏院海报、街头广告，以及“一切希奇的社会的文化的和人事的文告”，投寄到位于莫斯科的编辑总部，译为俄文，以编就一部观察、记录“地球上平常的一天”的档案性文本。

高尔基发动这项计划的消息，首先由供职于莫斯科中国大使馆的翻译家耿济之撰文报道，刊载于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1936年初，知名左翼作家茅盾又在《译文》月刊上将《世界的一日》编辑柯耳曹夫（Mikhail Kolzov）所写的介绍性文章翻译刊布，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广泛的注意，也激发了邹韬奋效仿的念头。

邹韬奋原本便对高尔基十分景仰。1933年7月，他曾根据英文相关著作编译出版了《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介绍高尔基的生平。不久，邹韬奋出游海外，抵达莫斯科时，还特意致函高尔基，表达敬慕之意，并赠送《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因而，当他得知《世界的一日》的编纂计划时，甚感兴奋，便打算仿效编印一部《中国的一日》。

1936年4月，邹韬奋找到茅盾，邀其担任该书主编。双方经讨论后，选定是年的5月21日为主题，并决定采取包干的办法，生活书店只管出版与发行，所有集稿及编辑工作，统由茅盾负责。不过，为淡化该书政治色彩，避免当局的注意与干涉，除茅盾及邹二人外，另邀王统照、沈兹九、金仲华、柳湜、陶行知、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钱亦石九人，共同组成一个并无实质功能的编辑委员会。

据茅盾回忆，这个编辑委员会前后只开过一次会，主要任务在商定全书体例与发动投稿。由于高尔基主编的《世界的一日》迟未出版，自无范本可依，编委会几经斟酌，最终决定不论文章的内容与文体，完全依省市之别分卷编排。在稿源方面，除刊登启事广行征稿外，还打算透过私人关系拉稿，以补足部分必要的稿件；所有稿件，均以1000字为限，文体方面则不做任何限制。不过，后来的结果显示，靠私人关系拉稿的成效并不理想，绝大多数的稿源，“还是靠广大的‘无名英雄’的赞助”。

各项基本方针厘定之后，便出现了上文所引述的征稿启事。

这则征文启事在各报刊登出之后，迅即引发各界热烈回应，应征稿件源源不断涌入生活书店。据茅盾统计，至6月底活动截止时，总共收到稿件3000余篇，共约600万字。以地区分，当时全中国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外，各省市均有来稿；以职业分，“除了僧道妓女以及‘跑江湖的’等等特殊‘人生’而外，没有一个社会阶层和职业‘人生’不在庞大的来稿堆中占一位置”。主持实际编辑工作的茅盾对此一出乎意料的盛况，便有过如下一段的感想：

“五月二十一”几乎激动了国内国外所有识字的而且关心着祖国的运命的而且渴要知道在这危难关头的祖国的全般真实面目的中国人的心灵，他们来一个脑力的总动员了！

基于成本、售价与销路的考虑，这些稿件当然不可能全盘收录。经过茅盾与担任助理编辑的妻弟孔另境两人前后两次仔细筛选、历时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选定471篇，约80万字的稿件。这将近500篇在形式上涵盖了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小品文、日记、信札、游记、速写、印象记、短剧等各类文体的生活叙事文本，再加上张仲实搜集5月21日当天全国各大报纸所刊登之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体育等方面的重大消息所编成的“全国鸟瞰”，以及孔另境所编纂的“一日间的报纸”（全国近百种报纸的提要）与“一日间的娱乐”（摘抄各省主要城市当日娱乐活动内容）两编，便共同构成一部共18编、凡801页的大书——《中国的一日》，并于同年9月15日正式出版。

茅盾在《中国的一日》出版前，特意执笔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一文，充作全书的前言。在这篇文章中，茅盾详细说明了该书的缘起、编辑的历程、选录文章的标准，以及全书的大致内容。但是，面对这部卷帙浩繁、性质独特的大书，我们仍不免产生许多难解的疑问。

首先，《中国的一日》数千位的投稿者，究竟是哪些人？出自怎样的社会阶层？他们对自身生活经验的叙述，是否足以代表当时中国社会大众一般性的生活面貌？

茅盾曾对所有投稿者的职业分布与性别区隔，做过粗略的估计。以“社会属性”来区分，要以学生为最大宗，约占总人数的34.9%，其次为中小学教员，约占15.5%，商人占9%，文字工作者占4.7%，工人占1.7%，农民占0.4%，其他各种自由职业、军警人员及身份不明者共占33.8%；若以性别分，则为男性居绝大多数，女性仅占总数的4%至5%。由此可见，对此一征稿活动响应最为热切的，还是由城市地区男性小知识分子与“职业青年”所构成的小市民阶层，这与前文所述《生活周刊》读者群的身份结构大致相符。

不过，《中国的一日》最终收录的近500篇文章，是否忠实地反映出这样的作者结构？主编者在编选的过程中，是否曾渗入个人的主观好恶，以致扭曲了不同阶层原来所占的比重？

由于原始资料的散佚，我们无法用最初的稿件来与《中国的一日》比对覆勘，只能根据该书各篇的内容，稍加推估。据本文统计，该书共收录480位作者所撰写的471篇文章（其中有两篇为2名作者合撰，一篇由8名作者集体撰写）。这480名作者中，可确定为女性者仅16人，性别不明者47人，其余417人均为男性。从地域分，这些文章大多来自各大都市与沿海、沿江的中小市镇，其中仅上海（62）、南京（23）、北平（20）、苏州（16）、武汉（11）、广州（10）、杭州（9）几地合计便达151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察哈尔（6）、绥远（3）、河南（14）、山西（15）、陕西（11）、甘肃（5）、广西（7）、贵州（3）、云南（7）、四川（8）等内陆省份的来稿，总共只有79篇，尚不及总数的17%。就职业身份的区划观察，这480名作者，除去身份不明的228人，所余252人中，学生63人，占总数的25%；中小学教员64人，也占了25%（其中，小学教员48人，占19%）；商人及店职员共27人，占10.7%；工人与学徒共15人，占5.9%；公务员9人，占3.6%；军宪警（含军警学校学生）共29人，占11.5%；记者编辑共15人，占5.9%；大学教授及自由职业者共14人，占5.6%；其他（含政治犯等）身份者共13人，占5.2%。易言之，在身份可以确认的作者群中，小学教员与一般中下层“职业青年”所占的比例，明显高过他们在3000多名投稿人中的原始比重，可见该书的编成的确经过主编者有意识的选择与调整。茅盾本人也坦承，该书在文稿的取舍上，比较偏好那些“向来从不写稿”的“店员、小商人、公务员、兵士、警察、宪兵、小学教员”等人的作品；他强调，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贡献，“这本书的材料才不单调，而展示了中国一日之多种的面目”。

不过，这种刻意的选择，除了有增进全书内容的多样性等技术性考量外，多少也与邹韬奋及茅盾等人抱持的政治意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此之前，高尔基倡议编印《世界的一日》，已带有浓厚的政治动机，柯耳曹夫便把此项工作当作“全世界一致拥护苏联的文化发言权”的示威运动。同样地，邹韬奋与茅盾编印《中国的一日》，目的也在通过这种活泼的文学形式，“来反映全国各地民众抗日的要求，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作一对照”，并向读者介绍“在这国家生死存亡之时全国的黑暗面和光明面”。由是而论，《中国的一日》并不仅是一套以特殊文学形式再现中国社会“真实”面貌的文本，同时也是特定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的产物。

那么，这部具有浓厚政治宣传意味的作品，究竟在当时发挥过多大的影响？它的销售与流通状况如何？一般社会大众是怎样来接受、解读和回应这部书所试图传达的讯息？

由于相关资料的严重不足，我们无法确切回答这些重要问题。我们只知道，生活书店为促销该书，花了不少力气，不但订定相当低廉的书价（硬面精装一巨册，售价仅1元6角），还在各大报刊上大做广告，同时更推出优惠办法，凡订阅该书店所发行之《文学》月刊一年份，一律附赠该书一册。此外，茅盾特意为此书撰写专文，以广招徕；上海的左翼刊物也先后刊出数篇评介文章，做桴鼓之应。不过，这些相关活动到底收到多少实际效果，我们仍是不得而知。

比较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一日》出版之后，迅即成为同类作品争相模仿的圭臬，甚至被誉为此后诸多“一日型”出版物的“父本和母本”，“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化界”。1936年，陕北苏区的中国文艺协会即曾发布征文启事，决定以1937年2月1日为标的，仿照《中国的一日》，编辑《苏区的一日》，以“全面表现苏区的生活和斗争”。1938年春，上海华美报馆为纪念全面抗战一周年，也以《中国的一日》为师法的对象，公开征文，编成一部含432篇、共约100万字的《上海一日》。1941年春，中共晋冀察边区所辖冀中地区的党政军领导程子华等人，又择定当年的5月27日，号召当地群众与干部、士兵，以个人是日的生活与战斗为范围，执笔写作。最后选录了200余篇，编为《冀中一日》一书，分作四辑，陆续印行。至于其他较不知名的类似征文活动，更是所在多有，充分显示了《中国的一日》长远而广泛的影响力。

因而，学者将《中国的一日》称作“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的一个壮举，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洵非过誉之辞。不过，这当然已不是本文所能讨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