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与“停购外洋船炮二年”决策有一定关系。张黎源新发现的张之万奏折表明，河工支出过巨是户部停购船炮决策的主要理由。笔者认为，1887起河南、山东河工用掉一千八百多万两，有大量款项落入私人腰包，颐和园、三海工程、河工用款等项开支，对海军经费均构成冲击。奏折由管理户部大学士张之万具奏，户部尚书翁同龢参与了起草修订。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工也冲击了海军建设。
“停购船炮二年”缘起
甲午战败原因探讨，多年里热度不退，早年多有归咎于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以康梁师徒、段祺瑞为代表。王伯恭《蜷庐随笔》另有一说：“翁大司农复奏定，十五年之内不得添置一枪一炮。”此语不甚准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所言较为切实：“复次光绪十七年四月，户部酌拟筹饷办法，议以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即将所省价银，皆部充饷。”“而光绪十七年户部奏请南北洋枪炮船只两年，固赫然至今存于史档者，其时翁文恭正在户部尚书任内，此事自出其主张无疑。”（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下册第702-703页）黄濬所言较为高明，惟推定由户部尚书翁同龢具奏，则有微误，大概是考虑不周，没想到上奏时，按惯例由“管部”大学士领衔。这份奏折，长期以来学界没有找到全文，由此发生一些无谓争议。张黎源新发现的张之万奏折，足以澄清一些旧疑问，也可能引起一些新讨论。
张之万奏折
自与西方列强发生交涉与战争后，清廷连续编篡《筹办夷务始末》，其中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三编已整理出版，光绪朝则没有全部披露，军机章京王彦威从稿本中辑出《清季外交史料》，先后有影印版与整理班。不过晚清“夷务”“洋务”并不仅局限于外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海军衙门统管的业务都包括在内，如洋关（海关）、海军、购买军舰武器、兴办兵工厂、修建铁路等。《清季外交史料》仅辑出外交部分，《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其他内容未及整理，该书稿本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大陆学者难得一见。
海军史学者张黎源发现，台藏《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中保存了一份管理户部大学士张之万奏折，名为《库款支绌短亏甚巨谨拟设法补救折（附清单一扣）》，具奏日期为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1891年6月1日）。这份奏折疑为孤本，大陆各收藏单位似无收藏。2024年11月，张黎源在公众号“船坚炮利”发表《1891年户部“停购外洋船炮二年”》，披露了全部录文。他在导语中指出：
在对于甲午战败原因的总结中，常有将其归因于户部1891年上奏的“停购外洋船炮二年”建议，北洋海军也正是因此而错过了更新武备的最佳时机。但是长期以来，国内研究者基本上都只能从李鸿章的《复奏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中转引户部奏折的内容，而鲜见对户部奏折原文的引用。编者最近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筹办夷务始末》原稿中将这份奏折原文录出，以便各位研究同好取用。
张黎源加按语称：“牵头起草这份奏折的是当时管理户部大学士张之万，参与者可能包括户部尚书福锟、翁同龢等。此前曾有议论认为停购船炮是出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私怨，从具奏人来看，显然不确。”“张之万等称户部款项奇绌，主要原因是郑州河工（郑州黄河决口堵口经费）、山东河工等，当是实情，虽然当时部款到底困难到了什么程度缺乏详细数据支持，但支绌当是不争的事实。”
张之万
晚清海军史喧腾众口的“停购船炮二年”决策，即来自这份奏折。“停购船炮”实施后的第三年，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亲信及一些海军史学者，将战败归咎于这个决策，并且将矛头指向户部尚书翁同龢。张黎源认为此折由张之万具奏，翁同龢于此事似无关系。笔者认为这样判断有点简单化。《翁同龢日记》记载可证实翁氏积极参与了折稿的商讨，是否由他发动则未能知晓。张之万是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按惯例户部奏折由他领衔具奏，并不能说户部尚书与此无关。
该奏折非常重要。户部建议停止北洋海军继续购买船炮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郑工”、山东河工用款太巨，无法应付。张之万奏折称：
自光绪十三年郑工决口，需款浩繁，臣部因事关紧急，各省一时无款指拨，由部库陆续提拨银六百万两，续将各省解京之饷改解河工，需用者多处，综计郑工一事用款至一千二百万两之多，始终未拨各省丝毫，而部库元气之伤实由于此。乃郑工未毕，山东河工即接踵而兴。自光绪十二年起，山东抚臣屡请巨款造船、拨淤、筑堤、培埝，历来所积二三百万，及七八十万不等。计此四五年中，共请拨银六百七十余万两，而每年岁修之款尚不在内。臣部又将各省解部款项改拨截留，以应其请。而部款之入款愈绌矣。
奏折所谓清单一扣，是“酌拟筹饷办法五条”，第一条是：
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应令暂停也。查购外洋军火，各省皆有，而以南北洋为大宗，以防务而论，诚为利器，以饷项而论，实为漏卮。综计十余年来，购买价银大约已逾千万，所购船械更仆难数，自已足敷布置。况现在中外辑睦，海波不扬，惟此部库空虚，实人之病在心腹。即在外八旗而论，何止数十万人，其生计所资，全在每月部关之饷，设一旦不敷开放，则此数十万人者，其将何以为生？此实大局所关，不可不豫为筹画。该大臣等受恩深重，自当共拯时艰。应令自本年起，所有外洋机器、船炮暂行停购二年，即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仍由该大臣等自行商定。此两年之内，合南北洋撙节筹措，总须凑足银一百二十万两，陆续解京，庶部库空虚稍资补救矣。（“卮”字为笔者径改。）
停购项目，先列“外洋机器”，再到“船炮”，这是奏折巧妙之处。停购“外洋机器”表面上是针对张之洞而言。张之万作为管理户部大学士，对其族弟张之洞多次先斩后奏购买钱局（造币厂）、兵工厂、织布厂、铁厂设备，再次申明朝廷立场，以示不偏不倚。
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各省添购机器等项，照章应于事前奏明立案。乃近阅张之洞叠次奏报，于添购机器等事未经奏明，辄向洋商订立合同，如前购织布、铸钱机器及沙路铁桩，本日具奏购买炼铁机器，动需巨款，皆于已经议办之后始行入奏，殊属非是。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任意开支，除将所奏交该衙门核议外，嗣后如有建议创办之事及购买机器、军火各项物料，均着先行陈请，候旨遵行，不得于未经奏准之先率行举办。”（《光绪朝上谕档》第15册第334-335页）此时醇亲王奕譞仍主持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对张之洞的批评比较委婉，仅用“殊属非是”以示薄责，“申饬”二字都不用。
到光绪十七年，张之洞购买“外洋机器”各项目，钱局、沙路铁桩已建成，兵工厂、织布厂、铁厂设备均已付款，此时重申停购“外洋机器”，对张之洞没有实质性影响，对北洋海军则比较致命。
张之万奏折
奏折出笼的背景
此时的户部，由张之万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协办大学士福锟兼户部满尚书，汉尚书翁同龢，侍郎分别为续昌、崇礼、徐用仪、廖寿恒。续昌长期请病假，徐用仪可能站李鸿章一边但人微言轻，廖寿恒为翁同龢关系最密的门生，崇礼乃太后亲信，不作左右袒。这份奏稿，由张之万、福锟、翁同龢三人协商决策，翁同龢可能会扮演主动角色。大学士“管部”并非固定制度，因人、因时而设。在大学士“管部”的情况下，部务奏折用该大学士名义具奏，并不表明尚书没有参与，《翁同龢日记》可证实他对该奏折的参与很深。
翁同龢发自内心不喜西式军事设施，对日本威胁也茫然不知。光绪十七年正月廿三日日记：“归后阅《会典绘图条例》，有新式炮台船械各图一条拟删去。”三月廿六日，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谒翁同龢，“言日本兵政修，商务广，新立议院不和，大臣屡告休，与中国和洽，而深忌俄之垂涎东海也。伊有密奏，谓宜固中国之交，而冲绳可置勿议云。”黎庶昌同样对日本威胁缺乏足够警觉，希图以勿议冲绳（琉球）结日本欢心。李鸿章与日本争论“球案”无果，1880年将问题搁置，停议“球案”并不能改善中日关系。翁同龢对日本动向缺乏了解，对发展海军缺乏急迫感。
翁同龢日记有几条记载值得注意。光绪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晤福相谈公事”，“福相”是对福锟的尊称。四月廿二日“入署，定筹饷摺，旋得福公函，海防捐一条与庆邸商不允，因削之，只剩五条矣。”“五条”即奏折所附“酌拟筹饷办法五条”。第一条停购船炮，第二条令各省盐商捐输，第三条裁减马队、勇营一成，第四条京官兵丁米折改放本色，第五条各省土药税厘统解部库。折稿原有第六条是关于“海防捐”的，此条被奕劻否决。四月廿二日日记称“定筹饷摺”，凸显翁同龢参与此事的重要程度。
中法战争爆发后，慈禧深知吃亏在没有海军，发起“大治水师”讨论，光绪十一年设立总理海军衙门，“着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
曾纪泽是李鸿章十分重要的盟友，出使多年，对各国海军动态有一定认识，后转任户部侍郎，于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三日去世。更加致命的是，十一月廿一日，醇亲王奕譞薨逝，海军衙门失去领军人物。奕譞薨逝，意味着变局的到来，首先受害的海军。
醇王死后，奕劻以会办身份主持海军衙门，故奏稿“海防捐”内容要听取奕劻意见。当年六月，命奕劻总理海军衙门。慈禧命庆郡王奕劻主持海军衙门，重要原因是该衙门已变为太后“小金库”。北洋海军命运，在1891年已经注定。
醇亲王奕譞的逻辑是：要让老佛爷完全“退休”，让亲儿子掌权，必须建好颐和园、“三海工程”；要保住大清江山，需要建设一支有实力的海军。他用海军建设名义掩护颐和园与“三海工程”，以此应付言官。若经费充裕，颐和园、三海工程可成，海军发展计划也可实现，两全其美。这是奕譞的如意算盘，被河工用款搅黄了。
奕譞视察海军时骑马像
“郑工”及其用款
笔者在阅读张之洞档案过程中，时不时见到李鸿藻、吴大澂、陈宝箴、倪文蔚、朱寿镛的电报，不可避免地留意到光绪十三年至十四年（1887-1888）的“郑工”。李鸿藻是张之洞朝中重要奥援，吴大澂、倪文蔚均为前任广东巡抚，陈宝箴、朱寿镛于役“郑工”之前，都曾在广东工作。张之洞档案中保留了许多“郑工”方面的史料，结合《吴大澂书札》等，可勾勒出“郑工”用款的大体轮廓。
光绪十三年八月，河决郑州，决口宽达300多丈，随后更扩大到500丈，十几个州县被淹，黄河夺淮入海，给安徽、江苏也造成极大威胁。清廷责令河道总督成孚、河南巡抚倪文蔚设法抢办堵口，成孚表现不力，改任李鹤年为河督，又命工部尚书李鸿藻为钦差大臣赴豫督工。户部筹款十分积极，从多种渠道筹集了总共九百万两，可惜这笔巨款打了大水漂。
清代河工贪污浪费十分严重，大量金钱并没有用在治河，而是进了各环节官员、胥吏的腰包。长期以来，围绕着治河已形成一条“利益集团”，户部官员、工部官员、河道总督衙门及附属机构、黄河中下游地方官，合力使劲，共同向朝廷争取拨款，大家分润。“银百两，经层层侵剥，仅有二十余两为买料给工费。”黄河决口，对百姓是祸，对他们是福，钱很快就到位。
在李鸿藻、李鹤年、成孚主持下，第一次“郑工”堵口失败。1888年8月18日，有旨“令吴大瀓署理河东河道总督”，并对李鹤年、成孚、李鸿藻、倪文蔚作出处罚：“本日据李鸿藻等奏，伏秋汛至，请停缓大工，俟秋汛稍平接办一折，览奏殊深愤恨。自上年八月郑工漫口，迭谕该河督等迅筹堵筑，先后发给工需银九百万两，……李鹤年身任河督，责无旁贷，陛辞之日自谓剋日就工，讵到任奏报，词意全涉推诿，嗣后并不竭力催办，一味敷衍取巧，以致功堕垂成，误工糜帑，与成孚厥罪维均，均著令留工难期后效，李鹤年著革去衔翎，与成孚均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李鸿藻系督办之员，倪文蔚系兼辖会办之员，督率无方，主见不定，亦难辞咎，李鸿藻、倪文蔚均著革职留任，降为三品顶戴……”
吴大瀓
上谕明确指出，“先后发给工需银九百万两”，而光绪十二年（1887）全国岁入只有8127万两。第一次“郑工”支出占上年岁入11.07%，花钱之速，快于黄河流水。
光绪十四年（1888）吴大澂负责第二次“郑工”，只用了二百万多两，四个月时间就成功堵口。八月十八日，吴大澂致电张之洞：“初五抵汴，初八接印，河势平，雨坝稳固，现拟挑深引河头，添筑挑水坝，合龙应有把握。原请二百万不敷，再请百万可蒇全功。”八月廿一日，吴大澂再次来电：“二百万费恐不敷，拟价贵贱难定，再请百万，善后在内，冬月可合龙，以后要工尚多，不能不兼筹。”十二月廿一日，吴氏给张之洞报喜：“十七、八两日合龙，十九金门闭气，全河东下。”
李鸿藻、李鹤年治河失败，而吴大澂却取得成功，根本区别在于：吴大澂摆脱了河工利益集团的绑架，大力削减冗员，进料力加核实；敢于采用新材料，用塞门德土（水泥）筑坝，凝结迅速，拉力够强。吴大澂在致盛宣怀函中指出：“闻先后奏调至千数百员，朝廷以为用人太滥，察度情形，或须量为裁汰，如可敷用，既不再添调。人多则主见不一，转有倾轧龃龉之虑，撙节核实，此大澂之责。”（陆德富、张晓川整理《吴大澂书札》第176页）
吴大澂被当代各方合力塑造为收藏家、书法家、文字学家，但他的主要身份是官员，曾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在东北练兵，与俄国进行勘界谈判，先后任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甲午年自告奋勇率领湘军出关抗日。吴大澂一生最突出的功绩，是成功实施“郑工”堵口，使河南省在随后几十年里不再出现严重的河患。
吴大澂《郑工合龙处碑》
张之万与张曜的特殊关系
户部对山东河工拨款慷慨，要从张之万与张曜的特殊关系说起。张之万（1811-1897），直隶南皮人，张之洞族兄，道光二十七年大魁天下，咸丰初任河南主考、河南学政前后六年，同治元年署河南巡抚，旋真除，四年署河东河道总督，光绪十年入军机，十五年（1889）正月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
张曜（1832-1891），字朗斋，直隶大兴人，祖籍浙江，由监生捐县丞，初依固始县知县蒯贺荪，带勇剿“贼”，对抗太平军、捻军，以军功升知府、候补道，同治元年擢至河南布政使，仍带兵在河南等地作战，因有人奏劾他“大字不识”，乃改任总兵，后随左宗棠西征，中法战起，率所部嵩武军拱卫畿辅。张之万先后多次在河南任职，与张曜有密切交集，巡抚河南时将张曜收为心腹是可以想见的。
张曜
张之洞同治元年随左副都御史毛昶熙回河南办团练，不久张之万署河南巡抚，入抚署办理章奏，应在此时认识张曜，从日后电报往来看交情很深，张曜有些心里话会跟张之洞说。光绪十一年六月，朝廷授张曜为广西巡抚，他延不到任，仍率嵩武军挑濬京城护城河。九月，张之洞告知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朗帅非东则西，必不来桂。”张曜觊觎山东巡抚位置，十二年五月得偿所愿。
《翁同龢日记》提供了张之万与张曜特殊关系的线索。十七年五月初一日日记云：“嵩武军欠饷六十馀万，十四年六月奏奉谕旨停发，今来清还，硃批着照所请。余谓当据前旨驳正，张相国则已交档房照行，并以张曜函并道员函发看，奇矣哉。”初十日又记：“早晨邀同官与张公谈山东欠饷事，彼意总以裁营为不然，盖先入东抚及善后局之言，不惜以民膏填债壑矣。”嵩武军多年里随张曜征战各地，最后带往山东，军饷不足时曾借洋债，光绪十四年为节饷奉旨裁撤，张曜十分不乐意。张之万曲意维护张曜，朦到朱批，从户部拨款给张曜，翁同龢觉用民脂民膏替嵩武军偿还洋债不合理。嵩武军应裁与否，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张之万用户部的钱维持嵩武军，起码与前旨不符。
张之万奏折言：“自光绪十二年起，山东抚臣屡请巨款造船、拨淤、筑堤、培埝，历来所积二三百万，及七八十万不等。计此四五年中，共请拨银六百七十余万两，而每年岁修之款尚不在内。臣部又将各省解部款项改拨截留，以应其请。”张曜正是十二年五月任山东巡抚。此五年中，户部应张曜之请，先后为山东河工筹拨670多万两。在各省财政均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户部对山东的“特殊照顾”是很不正常的。
馀论
晚清财政常处于紧张状态，不得不采取挖肉补疮办法，有几个关键节点的“挖肉”行为造成了惨痛后果。比如，“西征”军费开支冲击了华北五省“丁戊奇荒”救济。这场灾荒从光绪二年持续到光绪五年，席卷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所造成的死亡人口总数，估计在950万至2000万之间。山西布政使林寿图为了救灾，请以三省协晋之款抵拨西征军饷，被劾罢官。（朱浒：《赈务对洋务的倾轧》）朝廷力顾“西征”的结果，除大规模饿死人外，还出现大量卖儿卖女的惨剧。“西征”战果，是华北五省上千万人命及更多人的血泪所换来。
河工用款浪费造成财政极度紧张，被用作“停购船炮二年”的借口。河工在帝国政治话语中具有无比正当性，河工官员以此“勒索”朝廷，户部、工部官员不管有无收受利益，都经不起这种“勒索”，乖乖拨款。李鸿藻以“钦差大臣”之尊，被河工利益集团绑架，见事不明，未能有效筹划“郑工”实施，致有此败。被浪费的“郑工”九百万两白银，可用来购买三艘先进军舰，如果实现的话，日本方面要掂量掂量开战的后果。
洋务运动出现种种怪相，仍离不开“新旧”之争，但不仅是观念交锋，而交织着利益之争。户部“量入为出”原则，体现的是一种零和思维。晚清洋务遇到的阻力，不仅是观念的阻力，利益阻力可能更重要。反对李鸿章增购船炮的大臣不仅是出于传统观念，而是有利益考量：财政资源差不多固定，李鸿章占的多，别人可支配的就少了。这份奏折，是利益、观念相结合的产物，目的之一是压缩李鸿章的财政资源。翁同龢甲午坚决主战，说他“报私仇”有些过当，主要还是形势判断错误，以为北洋海军足可一战。李鸿章的打算，是逐步增强海军实力，让日本知难而退，没有奋力一搏的决心。这个如意算盘被张之万、翁同龢打破了。
河工史与海军史同样“水”深，按广东人“水为财”的说法，财政史“水”更深。笔者在这些领域没有下过专门功夫，写这篇“水文”，目的只是引起学界对张之万奏折的重视，有些议论可能比较外行，请行家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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