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熊猫外交”真伪考

近年来，随着“熊猫外交”的开展，中国政府多次向境外赠送或出借大熊猫。大熊猫憨态可掬的样子不仅收获了一大批海外粉丝，也带动了周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俨然成为了中国对外友好关系的形象大使。大熊猫也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甚至是代名词。而关于中国“熊猫外交”的开创者是武则天的说法也甚嚣尘上，被中外媒体大肆报道，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武则天的“熊猫外交”

如今，在百度输入“武则天、熊猫”的关键词搜索，可以看到大量相关介绍与新闻报道。例如中国《央广网》就在2016年3月6日的报道中写到，“中国的‘熊猫外交’起源于公元685年唐朝的武则天向日本皇室赠送的一对熊猫”。（https://news.cnr.cn/native/gd/20160306/t20160306_521545051.shtml）此说法不仅在中国广泛传播，甚至也影响到了日本。例如日本媒体《日経ビジネス》就在2017年7月14日题为“「中国の夢」実現に成果を上げるパンダ外交（取得实现中国梦成果的熊猫外交）”的报道中记载了同样的内容（https://business.nikkei.com/atcl/opinion/15/101059/071200109/）。有趣的是，无论是中国的《央广网》还是日本的《日経ビジネス》，二者在报道武则天向日本赠送熊猫时，都表示此内容引述自韩国媒体《中央日报》网站于2016年3月4日发布的新闻。

查找韩国《中央日报》2016年3月4日的新闻，只有题为“러바오·아이바오커플， 연수비자 받고 왔어요（乐宝·爱宝熊猫夫妻得到研修签证来韩）”的一篇报道与熊猫有关，但是文中没有任何武则天赠送熊猫给日本的内容（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19670406）。反倒是在当天《中央日报》（中文版）网站中找到了一篇题为“公元685年武则天向日本送出熊猫为‘熊猫外交’起源”的报道，文中提到：“中国的‘熊猫外交’起源于公元685年唐朝的武则天向日本皇室赠送的一对熊猫”。（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73539）但是此篇报道记者徐尤振却没有在文中给出此说法的任何依据与信息来源。

打开百度百科与维基百科（中文版）对“熊猫外交”的词条，提到将“白熊”比定为大熊猫的说法最早是出自胡锦矗的考证。而将“白熊”比定为大熊猫的理由，胡锦矗在其著作《大熊猫研究》中写道：

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唐代，我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执政初期，曾于公元685年10月22日，将一对产地称为白熊（现今青川、平武、北川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猫称为白熊）的活体和70张皮作为大唐的国礼送给了日本天武天皇。（胡锦矗《大熊猫研究》）

胡锦矗根据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对“貔”的解释，认为貔就是貔貅，既似虎又似熊，也就是大熊猫的古称，辽东人将其称为“白罴”。其在文中称“罴”就是熊，且有马熊、棕熊之别，“白罴”就是“白熊”，又因为现今青川、平武、北川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猫称为白熊，所以“白罴”＝“白熊”＝“白熊”。但是以上观点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查找古代典籍，大熊猫虽有“貔貅、貘、驺虞、食铁兽”等多种不同称呼，但却从未有过“白熊”的别称。直至近代，虽然曾在一段时期内“白熊”确实作为大熊猫的别称出现过，但并不能因为四川一些当地人把大熊猫称为“白熊”，就将“白熊”或“白罴”认定为大熊猫。事实上，对于“熊罴”二者的不同，三国时期的人们已有较为清楚地认知。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就明确提到“羆有黃羆、有赤羆，与熊有别”。

熊图（《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卷67，《博物汇编·禽虫典》）

羆图（《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卷67，《博物汇编·禽虫典》）

另外，胡锦矗所谓“辽东人谓之白罴”的辽东不是指今东北辽宁一带，而是指“汉水东北，山西、河南等地区，如同罗愿《尔雅翼》中记载的貔“出貊国”相同，泛指北方地区的观点也很令人费解。

众所周知，貊国是早期存在于东北地区的政权，对比罗愿《尔雅翼》貔“出貊国”，和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貔，似虎或曰似熊……辽东人谓之白罴”的内容，无论是“貊国”还是“辽东”，二者恰恰是在地域指向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且三国时期辽东所指代地域几已固定，作为吴国人的陆机，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用“辽东”一词来代指汉水东北，山西、河南等地区。

“白熊”与大熊猫

现存中国古籍中几乎没有找到用“白熊”来称呼熊猫的案例。而“白熊”作为熊猫的别称之一，是迟至民国时期才出现。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对于熊猫的认识其实并不清楚。1934年，刘虎如在《动物地理学》杂志中提到，川藏地区的东部森林中生活着一种“杂色熊（Aeluropus melanolencus）”的动物，这里的“杂色熊”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大熊猫。之后，李慨士在翻译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的著作时，将“Panda”一词翻译成为“猫熊”，并将其比定为中国古籍中的生物“罴（Aeluropus melanoleuc）”，（李慨士《中国西部动物志》，商务印书馆，1934年）不过当时在中国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相较于当时中国社会对于熊猫的冷淡，美国人却对熊猫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与兴趣。1936年12月，美国人露丝·哈克内斯（Ruth Harkness）首次将一只活体熊猫带回美国卖给芝加哥的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1937年4月20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首次将熊猫对外展出，短短三个月内就吸引了近33万人次参观，不仅让当时包括美国人认识了熊猫这一珍稀动物，更认识到了熊猫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之后，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多次前往中国内地盗猎熊猫。从1936年到1939年短短3年间，就有至少11只活体熊猫被贩卖到美国各地动物园。

1938年，西康建省委员会对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申请，要求禁止外国人进入该地区捕猎熊猫等野生动物，并提交《严禁射杀白熊（熊猫）金线猴（金丝猴）》的提案。（国史馆蔵、内政部档案122-1239号）对此，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39年回函《准咨关于四川省禁止收买猎捕白熊一案咨复査照由》批复。至此，“白熊”作为熊猫的称谓之一才开始逐渐被人们知晓，但就在同年，国民政府下发《行政院四川省府建设庁关于严禁捕杀熊猫的训令呈》，（四川省建設庁档案115-5943号）在此之后，熊猫一词就作为官方正式名称固定下来。之后“白熊”一词也在官方文件中消失，只在民间作为熊猫的俗称流传。

可以看到，作为熊猫俗称之一的“白熊”确实一度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当中，但如前文所述，如果但仅仅因为是熊猫一度被称呼为“白熊”，就将文献资料中的“白熊”或类似“白熊”生物认定为熊猫的结论实在过于唐突与武断。

《皇家年鉴》与《日本书纪》

按照胡锦矗的说法，该说法是出自于日本史料《皇家年鉴》。可是其在书中却没有提供任何依据，不知其资料来源为何。所以胡锦矗所说《皇家年鉴》这一资料的真实性十分令人怀疑。查找资料后发现，此一说法或是出自于德国记者赫伯特·温特的著作《世界动物发现史》。书中这样写道：

译文：生活在云南省山地竹林的白熊，早在唐朝初代皇帝在位期间的621年成书的《年代记》中已有记载。之后根据日本的《皇室年代记》记载，685年10月22日，中国的皇帝向日本天皇赠送了两只活的白熊和70张白熊皮。（Wendt Herbert Auf Noahs Spuren， die Entdeckung der Tiere）

赫伯特·温特写道，根据一本名为《皇室年代记》的书籍记载，公元685年中国皇帝赠送给了日本皇帝两头活的白熊与70张熊皮。关于《皇室年代记》，赫伯特·温特在其书中的原文为“Japanese imperial annal”。可以翻译为《日本皇家纪年》、《日本帝国年鉴》等，这或许就是胡锦矗所说的《皇家年鉴》一书。不过赫伯特·温特在文中并没有提及武则天与天武天皇，所赠送的动物也不是大熊猫而是白熊。如果说685年是日本天武天皇的在位期间，如果胡锦矗将日本皇帝认为是天武天皇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将中国皇帝认为是武则天就过于随意。诚然，公元685年武则天临朝称制握有实权，但是当时武则天并未称帝，名义上的皇帝还是唐睿宗李旦，这一点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都称唐睿宗李旦为皇帝，称武则天为“太后、皇太后”就可看出。所以此一时期的对外交流使用中国皇帝称号的只可能是唐睿宗李旦而非武则天。另外前文提到，胡锦矗仅依据“现今青川、平武、北川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猫称为白熊”的理由就将此处的“白熊”认为是大熊猫也显得过于草率。

那么所谓的“《皇室年代记》（Japanese imperial annal）”究竟为什么书呢？按照德斯蒙德·莫里斯和雷蒙娜·莫里斯的解释，认为赫伯特·温特所说的《皇室年代记》大概率是指《日本书纪》。根据公元685年是日本天武天皇十四年的时间查看《日本书纪》，这一年中没有任何中国皇帝赠送动物给天武天皇的记载，甚至在天武天皇在位期间（公元673年-686年），中日两国之间也没有任何官方的交流与互动。如果按照活熊2只与熊皮70张的内容查找的话，则可以在日本齐明天皇时期找到了相似的内容。《日本书纪》记载道：

是岁，越国守阿部引田臣比罗夫，讨肃慎，献生羆二、羆皮七十枚。（《日本书记》齐明天皇四年条）

这里提到，齐明天皇四年（658年），日本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征讨肃慎，将“生罴二”与“罴皮七十枚”作为战利品献给了齐明天皇。关于文中提到的肃慎，历来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是指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一种是指日本北海道以及本州岛北部地区与大和朝廷相对立的地方势力。参照日本越国（今日本福井县与山形县部分地区）位于日本北陆地区，以及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多次征讨“虾夷、肃慎”的内容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此处的“肃慎”应为后者无疑。

由此可见《日本书纪》所记载的内容与赫伯特·温特在《世界动物发现史》中所提及“两只活体白熊和70张熊皮”的内容相似程度颇高，除此以外《日本书纪》再无类似记载，所以赫伯特·温特书中所写内容极有可能是参照此条文献撰写而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者材料的内容虽然相似度极高，却也有诸多差异，主要有所载年代、人物、动物、以及赠送方式的四点不同。（见表1）

表1 武则天“熊猫外交”说之演变

第一是年代的不同。赫伯特·温特在《世界动物发现史》中提到的时间是在公元685年，而《日本书纪》的记载则为公元658年。前后相差近30年。此处时间或为赫伯特·温特记录有误所造成。

第二是人物的不同。《日本书纪》中是日本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而《世界动物发现史》中却变成了中国皇帝。如果说赫伯特·温特将“越国”解读为中国的越国、山越（浙江福建）或南越国（广东）等中国的南部地区，而非日本的越国，那么将此处理解为广义上的中国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将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写为中国皇帝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另外或许也存在其对汉字不熟悉，将“越国守”误当作“唐国主”的可能性。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可以看出赫伯特·温特对于中日两国文化历史知识的匮乏以及解读汉文文献能力的欠缺。

第三是方式不同。《日本书纪》中记载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征讨肃慎，“献生罴二、罴皮七十枚”。在古代汉语中“献”字具有明显身份等级差异的含义，一般是指下对上的行为。如“献上、献呈、献纳、进献、贡献”等。作为日本天皇臣子与下属的越国守，自然会使用“献”字来表达其中所蕴含的君臣关系。但对于当时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并多次派遣遣唐使的日本来说将“献”字用于他们所称呼的“大国、大唐”自然是很难想象的。或许是因为这些原因，赫伯特·温特在《世界动物发现史》中则使用了更为平等与中性的“赠送”一词。

第四则是动物不同。在《日本书纪》中记载的“羆”在《世界动物发现史》被替换成了“生活在云南山地竹林的白熊”。前文提到，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是在征讨肃慎时获得的“羆”，而此处的“羆”自然是指生活在日本北海道以及本州岛北部的“ひぐま（棕熊）”。而在古代典籍中，将“熊罴”并用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尔雅·释兽》中记载就有：“罴如熊，黄白文。注：似熊而长头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树木。关西呼曰豭罴。”按照此记载内容，赫伯特·温特将“羆”解读为“白熊”倒也不足为奇。

回顾此一说法的形成过程，除了相关学者对于古文理解能力的不足以及考证的欠缺，媒体的刻意渲染与传播在其中也发挥相当的作用。更有甚者，一些媒体报道以此为基础，大肆发挥想象力，捏造出“公元685年9月18日巳时，武则天命令长安宫廷卫队和驯兽人簇拥着两只宽敞高大、披红戴花的兽笼，乘着驿站快车，从长安出发，向东疾驶，到扬州登上海船，随同日本遣唐使前往日本”的故事（https://www.sohu.com/a/397503751_120689975），实在是令人感到荒唐可笑。

结语

武则天赠送大熊猫给日本天皇开创了“熊猫外交”的说法荒诞性十足，但是却受到媒体的大肆追捧与报道，这种现象以及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而相关学者在学术上考证上的欠缺与不严谨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媒体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然，在中国文化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当下，发掘历史材料为更好地宣传中华文化找到依据是很必要的，但是依然要坚持“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的理念，如果不依据历史事实，而是肆意歪曲，甚至捏造则是极不可取的。这样不仅不会帮助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反而会起到反效果。今后如果要避免类似情况的再发生，除了媒体要客观如实地宣传报道外，学者们科学、严谨、正确地研究则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