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梁先生只是谈谈话，没想到他明确让我留下来，当天中午就让我在那儿吃饭。后来我每天都去，工作了两个多月。当时，做的事情是为梁先生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进行完善。
后来，梁先生邀我去聚兴村看他。梁先生说他已获批在清华大学新办一个建筑系，梁先生希望我去当助教。我本来也模模糊糊地想走学术道路，这令我喜出望外，立即答应了，从此开始了在清华大学70多年的教学生涯。
在清华任教期间，梁先生推荐我去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学习建筑与城市规划，这是建筑师沙里宁创办的。
沙师的教导重在启发。他热爱东方艺术，说这是一个宝库，提醒我注意，不要失去东方的文化精神。匡溪的规定，学生毕业前，要举行个展。当地的报纸将我的展品作了报道，并列出沙师的评语：“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
当时，我仅仅将其理解为一般的赞勉之辞，未加多想。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温旧事，回顾几十年来的道路，不就是在中与西、古与今矛盾中徘徊前进？！而什么是中国现代性的精神，如何能从中国实际的发展中发现、探索这种精神，时至今日，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并严肃探讨的。
阔别祖国两年，收到一封林徽因口授、罗哲文代笔的信。大意是国内形势很好、百废待兴，赶紧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工作。在梁林两位先生的召唤下，我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从此开始一生为中国城乡建设奋斗的历程。
一个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因此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
回顾过往，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便没有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建设领域的耕耘和收获。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次。自我审视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还是与早年“立志”相关。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做出相应的选择。
怀着心花怒放的心情，我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参与了长安街规划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毛主席纪念堂规划设计等重大项目。
除了首都北京的规划建设，保定城市规划是我想特别讲一讲的。
保定自古即是“畿辅通衢之地”，在历史和地理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展规划工作时，保定旧城保存尚完整，也很繁荣，是居民的主要集中地。规划工作的任务之一是把旧城与跨过铁路即将发展的新区联结为一个整体。
我们对保定旧城保护、新区发展开展了全面规划，对道路、绿地等也进行了深入设计。规划方案不断调整，开始新区的道路网是斜向的，后来尊重当地的意见改为正南正北，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深入而实际的规划方案：东西城有机联结，有广场、有新中心、有绿带，空间有序、疏密有致，并且对旧城的大慈阁、南大街、直隶总督署、一亩泉等处的保护也非常关注。
在数十年的学术人生中，除北京外，我参与了不少地方的规划。但一个中等城市的规划得以较完整付诸实践的，唯有保定。
改革开放的洪流重新焕发了学术界的热情。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制度恢复后，我选上了学部委员。这使我有一种强大的学术使命感，获得了“建筑学要走向科学”的感悟。
创建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出版《广义建筑学》，完成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提出“人居环境科学”，主持撰写国际建协《北京宪章》，我主要的学术成果基本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之间的近20年间完成的，很值得怀念。
我为数有限的建筑创作实践多与文化遗产有关，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比较有代表性。如何与环境保持一致？原则是“积极保护、整体创造”。
当时，41号院住了44户人家，但只有一个水龙头和街道公厕，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平方米左右，改建需求紧迫。
41号院的设计工作从1987年持续到1991年，十分用功。四合院的层数进行了突破，设计了2层、3层的四合院，在保证每一层都有合理日照的前提下，追求达到最高密度。楼房的四角安置楼梯，楼梯下方做开敞布局，使院落间能够形成通风。院子里原有的两棵古树也保留了，周边建筑都围绕这两棵古树布局。此外，在考虑多方面限制条件的基础上，在有限的用地面积上安置了最多的住户，而且每家都有自己的厨房与厕所。菊儿胡同经改造最终建成后，造价控制在每平方米500元以内，我至今还保存着单据。
第一期工程完工后，获得多方面好评，许多人认为菊儿胡同是“古都新貌”，旋即着手第二期改造工程。
1993年，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被授予“世界人居奖”，被认为“开创了在北京城中心进行城市更新的一种新的途径”。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建筑作品首次在国际上获取的最高荣誉。此后，我又陆续主持曲阜孔子研究院、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等的设计。
建筑当随时代，我们可以从多种途径发挥创造。作为一位中国建筑师，我深信，中国拥有深厚的建筑、风景园林和城市的文化传统，以及丰富的东方哲学思维与美学精神。如何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条件，吸取多元文化内涵，探索新的形式，创造优美的生活环境，这可能是避免世界文化趋同、促成当今城乡环境丰富多彩的途径之一。
时代需要“大科学”，也在孕育“大艺术”。2012年，因对人居环境科学的贡献，我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居环境科学是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的，涉及诸多学术领域，“人居之道”是科学、人文、艺术的融汇。
未来充满无限的生机和激情。作为一个建筑学人，毕生秉持“匠人营国”的精神，致力于“谋万家居”的事业，这是我的“求索之路”，也是矢志不移的“中国人居梦”。拙匠迈年，豪情未已，我对“明日之人居”充满期待！
（吴晨、郭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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