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致力于从事理论的职业必须被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禁欲苦修，而且这是一个帮助从事学术活动行动者本人不断得到塑造的过程。”
——《思想的假死》
如今活跃在公众视野的诸多欧洲哲学家中，彼德·斯洛特戴克的语言不仅尤为晦涩，还夹杂着毫不掩饰的斥责，这也许和他年轻时在慕尼黑大学接受的哲学、历史和德国文学的相关教育不无关系——这所大学的知名校友们可从来不以平易近人和幽默著称。他因1983年发表的哲学论文《玩世理性批判》而名声大噪，彼时才三十多岁的斯洛特戴克用批判犬儒主义的方法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缺少道德功能的虚假意识。这本书被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不仅让人们睁开双眼看到了西方思想革命遗留下的病症，也让作者一跃变为时代的诊断者。之后的《球面学》三部曲，更是让他成了日耳曼语学界的公认代表，没有人敢用一句话粗暴地概括这三本超过2000页的巨著，它是关于世界的，也是关于智识的，从古希腊到当下，从历史政治到哲学人类学，斯洛特戴克建立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诊断方式，希冀让人类可以通过建立不同的共同体，立足于残酷的自然当中。
进入学者的思想体系并不简单，但是细心的人总会找到某些巧妙的“捷径”。这位德国学者2000年和2010年在慕尼黑巴伐利亚艺术学院和图宾根大学的演讲随笔最近推出了中文译本，即《蔑视大众》和《思想的假死》，薄薄的两本小书基本涵盖了斯洛特戴克在当时已经愈发成熟的分析批判方式。由球体包裹组成的，或者说以哲学为圆心所做的圆周运动，是否在诊断之后，可以为现代社会找到治愈之道呢？
大众的形成不仅影响了社会，也改变了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在《思想的假死》中，斯洛特戴克的嘶吼更加清晰明了，本该得到延续的古代欧洲理论文化，如今却成为一种基于罪行之上的认识论信仰。这种罪行的实施者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可他们却将延续形而上学传统的理论家暗杀，斯洛特戴克甚至将其称为“天使谋杀案”。实践理论的生活本该不涉及外部状态或对象，而是发展实践者本身，使其作为能动主体的塑造性练习，这种生活既是沉思的，也应当是积极活跃的，然而当代作者却要引入区别，最终使实践生活的维度变得愈发不可见，也让学者和知识分子们无法看清现代社会中的“人类状况”。本该延续清晰脉络的理论学术生活却越来越浑浊，未来何为呢？
作为方法的谱系学
毋庸置疑，斯洛特戴克是一位杰出的师者，无论是在慕尼黑巴伐利亚艺术学院，还是在图宾根大学，他对时代症结的阐述都有理有据。就算尼采已经对智识生活的传承产生了极大的干预，他仍愿意沿用经典的谱系学方法，告诉观者本该作为思考者的哲学家最终是如何被杀死的，以至于混沌复现；而在蔑视的概念之下，思想和道德又是如何从纵向控制转向了横向控制，让本来有个性的个体走向了普遍性和同质性的大众集结，最后走入几乎再难以找到差异性的平庸。几乎无人敢否认哲学始于柏拉图时代，斯洛特戴克对胡塞尔的惺惺相惜就如同胡塞尔意欲抓住霍夫曼斯塔尔的手臂一样，现象学中最为哲学家受用的“悬置”概念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时候哲学还没有和科学分离，或许这两者本就不该分离，被区分开就意味着要有高低之分，但观察者应该是纯粹的，胡塞尔一生都在努力创造一种沉思的生活方式，然而时代改变了，类似苏格拉底“神游症”般对理论的纯粹思考都卷入了生活问题，胡塞尔最终在晚年领悟到，理论必须克服抽象性，回到先验性。
现象学的悬置方法似乎并没有给思想的发展提供解决之道，反倒是留下了一个难题，让人们更怀念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将灵魂和身体进行分离的形而上化，继而让真正的观察者，也就是有悬置能力的人在特定的练习地点出现。直至20世纪上半叶，西欧思想与古希腊最大的不同就是《道德谱系》，尼采以伦理学导师的姿态让道德的真实根源回归于怨恨，这不仅实现了对否定世界和生活的基本态度的划时代重组，也肯定了美德的倾向。
《思想的假死》一书虽然用心理政治学的方式，将柏拉图主义的城邦生活沿着谱系学的脉络纵向行进到当下，但斯洛特戴克最终不得不承认，具有悬置能力的人的产生，并非有什么贵族非贵族的差异，也没有明确的节点来区分，观察者的产生与其载体文化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所有努力追求知识的生活方式都是值得尊重的。
而《蔑视大众》中，斯洛特戴克回归到“集体”的流动方向，纵横交叉地深挖奉承作为颠倒的蔑视所产生的遗传性疾病史，看公共领域如何被斗争和潮流所分裂。从霍布斯开始将大众臣民化，到斯宾诺莎发现了哲学意义上的大众，直至马克思的阶级论，大众的演变并非是某种进步，而只是蔑视的结构性变化，尼采更是把“人群对其超越地平线的设施的一切蔑视变成了物质以及抵抗的大众，以获得一种纠正的、增效的蔑视”。走向主体性的大众似乎真的丧失了个性，最终在海德格尔狡猾的“此在”中被持续观察着、蔑视着，哪怕这是为了转入非可蔑视性、转入激进的并且是高贵的生存做准备。
拯救现代主义？
或许未必可行。斯洛特戴克一直是犀利的时代诊断者，而非药剂师。他在《思想的假死》中已经表明了理论的假死走过古希腊和罗马时代，跳过基督教的中世纪后，已经走了样，费希特颠倒了活着的人和假死之人中间的关系，主体间性是一种游离状态，人成了一种拥有知识的载体。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更是大声斥责谋杀假死状态的十名凶手——哪怕经典的批判方式被这位凶悍的德国老人使用得游刃有余，诸多理论先驱在斯洛特戴克这里都难逃其罪。
而《蔑视大众》中仍然在积极走向现代化的大众已经步入了后现代，因为垂直与水平关系之间的冲突已然造成了失败的事实，哲学家们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奉承社会，而非挑衅社会症结。诊断以走入死胡同为终结，哲学家的哲学批判似乎根本不可能为社会带来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方式和方法似乎都带有先天的缺陷，就连呼吁应当积极寻求真理的巴迪欧，都被斯洛特戴克嘲笑着其理论适用范围的狭隘。
那么人类命运就再无出路了吗？德国哲学家的严谨不容小觑，尽管在《思想的假死》中，作者在讨论伊始就将现代艺术中实践生活的复杂性，和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体育宗教禁欲苦修排除在外，然而行文中不时被引入的诗歌文学与艺术则被大肆颂扬着，卡夫卡预言了假死的必然回归，霍夫曼斯塔尔对诗人的身份定位让胡塞尔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从而坚定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保罗·瓦莱里通过笔下的人物建立了内在观察者，并以此拥有了力量，而佩索阿——伟大的佩索阿用诗歌“成功地表达了在忧郁的人非自愿的悬置和反传统的观察者自愿的审慎中的存在”，现代艺术体系更是可以消除封建情感的余孽，对艺术优秀或卓越的鉴赏会在民主的环境中以执行性和客观性的方式进行，就算大众沦为了无意识无差异的政治工具，艺术仍可以在尴尬和绝望中，成为仅存的避难所。
结语
即便是大学中的讲座，斯洛特戴克的哲学语言依旧显得诘屈聱牙，他的论述绝非基础性的，而是将观者、读者的智识与自己并列，这种讲述并非是自上而下的强势灌输，而更像是精英之间的哲思分享。然而如球面一样完整光滑的论述并非毫无瑕疵，对古典主义的回溯可以看成是一种礼赞，也可以理解成某种守旧，而在他果断说出“哲学家们都是宁可做出臆断也不愿意阅读细节的人”之后，也用自身的话语验证着这种结论。
理论的假死和大众主体性的发展仍然没有跳脱开“全球化”这个虽有些过时但仍然时髦的话题。斯洛特戴克的知识绝对是丰厚的，他在随笔中不时闪现的文学造诣验证了学生时代接受到的教育成果，对现代艺术的态度甚至比对同行更为宽容，然而他对思想演变的接受程度却令人不敢恭维，就算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对走入后现代的现代性进行着无情的批判，但鲜少有人敢公开否认女权主义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斯洛特戴克的态度只能用“可爱”来形容，《思想的假死》一书最后，他直指朱迪斯·巴特勒的名字，甚至惊诧性别研究对无性别境界的摧毁。这位德国老人是落伍的，却也带有一种先锋性：他对汉娜·阿伦特的频繁引用确实是一种对女性学者的尊重和肯定，但这种认识却是建立在“天使无性别”的基础之上，或许作为连接人类与真理（上帝）的天使，本就无性别可言。
哲学家们总被诟病跳脱于真实生活之外，就像斯洛特戴克说的，他们如今更多的被留在了报告厅、实验室、图书馆和永远开不完的讨论会上，然而这位如今七旬的老人仍然在劝说着我们，只要有不断攀登知识的决心，以学识、艺术与文学修养，还有思想作为实践的方法论，或许能够打破后形而上的幻想，不仅清醒地重拾道德，也可以让自己在人的普遍性境况中，变得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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