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翻云覆雨的帝国

【编者按】

《帝国时代》一书由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悉尼大学欧洲史荣休教授罗伯特·阿尔德里奇（Robert Aldrich）主编，全书包括13章，每章都由一位专家撰写，且采用一种编年史的写作路径，从地缘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的视角检视了一系列特定的帝国：从16世纪之前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欧洲强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这些扩张性的海外帝国，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建立的不那么知名的前哨，以及德国、意大利等帝国后来者以及奥地利—匈牙利这个陆上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苏丹国和美国。本书集中讨论了帝国扩张和收缩的模式与周期，推动扩张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些殖民扩张中反过来对宗主国家所造成的影响。本文选自该书第六章，澎湃新闻经浙江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对托利党候选人亨利·拉塞尔斯（Henry Lascelles）而言，在1807年约克郡那个不同寻常的炎热春天，不列颠帝国给他带来的影响可谓是福祸参半。到18世纪末，近两个世纪的殖民扩张积聚的财富已经改变了不列颠群岛的社会和地理景观。毫不意外，这一时期兴起的新贵（nouveau riche）为流行文化所吸引，“庸俗”（vulgar）一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具有了我们今天最常见的意义。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贵族头衔的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受到帝国新贵的影响。富裕的“富豪”（nabob，指那些在印度发家致富的人）和西印度种植园主成为公共辩论和流行的讽刺作品中的描绘对象。诸如1778年的《富翁》（The Nabob，作者萨缪尔·富特[Samuel Foote]）和1771年的《西印度》（The West India，作者理查德·坎伯兰[Richard Cumberland]）这样的喜剧，在伦敦的剧场中颇受欢迎。在整个英格兰乡村地区，帕拉第奥（Palladian）式样的宅邸纷纷拔地而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钱都是从英国对大西洋世界和（逐步地）对印度的扩张中获得的。

乔治王时代的艺术和建筑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从奴隶制中得到的利润。正是因为从西印度群岛上获得了利润，拉塞尔斯家族才得以在约克郡建造起哈伍德庄园。

约克郡的拉塞尔斯家族用在西印度群岛聚敛的财富建造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其中哈伍德庄园（Harewood House）是众多宏伟宅邸中的一处，它既是拉塞尔斯家族所在地，又是当地政治权力的神经中枢。在哈伍德庄园，他们创造出了新古典主义的世外桃源景致。关于源自帝国的财富可以买到什么，这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哈伍德庄园的室内装饰由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设计，园林则出自能人布朗（Capability Brown）之手。这些在18世纪尽善尽美的品位下建筑起来的广厦，无论如何都不是为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而建的，在这个家族获得爵位几十年之前，这座庄园便已经存在；而这座庄园的拥有者与加勒比地区的奴隶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在当代对它小心翼翼地呈现中展示了出来。一本由该庄园一位前雇员撰写的旅游指南这样写道：“众神可能会把这里当作极乐世界。”

尽管帝国对当时英国的国内生活来说至关重要，但对于一些问题，人们并不是视而不见。在一些政治阴谋事件（比如1788年英国驻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被弹劾的事件）中，关于帝国暴行的丑闻也浮出水面。尽管对许多人而言，特别是那些利用帝国财富在英国社会阶梯向上攀爬的人，不看、不了解和不听可能会更好，但当大家都知道这些事实后，新贵们柔滑的丝绸服装就会被戳破。1807年，也就是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之年，拉塞尔斯家族在约克郡残酷的竞选中遭遇失利。拉塞尔斯家族被描述成“奴隶贸易的辩护者”，从“流血的非洲”中发家致富，约克郡愤愤不平的服装工人指责这个家族试图增加对西印度群岛劳动力的使用，而不是为英国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不过话说回来，英国人永远不会成为奴隶。

位于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大楼，是处在不列颠帝国扩张核心位置的全球贸易事业的神经中枢之一。带有寓言性质的作品装饰其中，比如这幅《东方人向布列塔尼亚女神进献财宝》。

亨利·拉塞尔斯的政治活动的时间，大致处在英国将近400年的帝国扩张和衰落的中间时段。我之所以选取他的故事作为开头，是因为它包含了我在叙述更为宏大的历史时出现的三个主题。18世纪和19世纪，这些主题展现得最为明显（尽管早在17世纪便有了前兆），并且它们也非常有助于揭示20世纪帝国衰落时的环境。

第一，如果说英国建立了帝国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帝国重建了英国自身。如果说英国的帝国扩张及之后的瓦解改变了全球各地无数人的生活，那么英国以及英国人自身也（以不同的表现形式）被这段历史改变。第二，这一转型并不只是发生在社会层面，也发生在个人的身份认同层面。拉塞尔斯家族可能通过帝国的财富重塑自己，但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说，帝国的经验对于种族、性别、阶级和地位等观念如何在英国及其殖民地运作这一问题至关重要。这些变动的身份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实践产生了具体的政治影响。而我的第三个主题便是，英国的财富和自由是如何建立在对他者的剥削和奴役之上的。1807年的约克郡服装工人非常清楚，谁将被包括在那些权利和自由之内，谁又将被排除在外，这将是英帝国历史进程讨论中的一块关键性的基石。

当然，从哪里“开始”这段历史，也同样是有争议的问题。都铎王朝时期征服的爱尔兰，是不是大英帝国统治的第一个例子呢？如果是的话，威尔士和苏格兰又能否被我们心安理得地当作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心的一部分？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都是英国全球扩张中关键的参与者，但毋庸置疑，他们自己的国土又处在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统治下。尽管可能有观点认为应该把时间往前推，但我还是把对不列颠帝国的叙述的起点定在17世纪，在这个时期，它的全球经济和领土扩张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不列颠帝国的第一个世纪中，对普通人来说，“不列颠”和“帝国”这两个词尚未获得我们今天的那种意义。1603年的君主联合（the Union of the Crowns）包括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个王国。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James VI of Scotland，同时又是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使用不列颠一词来指代他的领地，但“不列颠人”的观念扎根民众内心，则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与此类似，帝国的观念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包含向海外扩张的野心。但到17世纪末，帝国征服的主要模式已经确立下来：通过榨取海外的原材料，财富流入不列颠群岛，同时，又通过占据土地（并保护其免受欧洲对手国家的侵扰）来为这种行为保驾护航；维持这种经济需要强制性的劳动，这又导致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强制性的人口转移。到18世纪初，这些冒险活动获得成功，它意味着，不列颠人的身份认同可以奠定在它作为一个与天主教的法国和西班牙对抗的全球性新教国家的地位之上。

帝国在美洲的种植园经济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非洲人和欧洲人均参与到了对大约1100万男性和女性的大规模抓捕与奴役活动当中。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6世纪北美和加勒比的剥削性质的种植园模式发端于15世纪的爱尔兰。北美大陆上第一个永久性的定居点于1607年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河（James River）畔建立。随后，早期殖民者在其北部又建立了其他的定居点，比如1620年建立的普利茅斯（Plymouth）和1630年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ies）。1623年，英国人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圣克里斯托弗（Saint Christopher，又称圣基茨[Saint Kitts]），之后或是以占领的方式获得了其他岛屿（比如1625年获得的巴巴多斯[Barbados]），或是从像西班牙这样的竞争对手手里购买岛屿（1655年取得牙买加）。英国人最初尝试在新来者和原住民之间进行文化上的调和，但这类尝试都夭折了。对欧洲人来说，大西洋世界中的土著民族固守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状态，这让他们十分苦恼。欧洲人对土地和劳动力的贪婪需求很快招致了地方上的暴力反抗。比如1622年的一场有组织的起义，几乎摧毁了整个弗吉尼亚殖民地。同之前的爱尔兰一样，“文明开化的”殖民者教化“野蛮的”原住居民的种族主义话语很快通行开来。经济作物的生产（首先是烟草，之后是蔗糖）确保了英国人在北美和加勒比的商业冒险获得成功。撇开这些故事的主角，这出在大西洋世界进行帝国扩张的戏剧，也可以被写成是对英国强大的信奉天主教的对手（西班牙以及之后的法国）的反抗。

被流放的犯人和贫穷的英国人“自愿”接受契约，成为白人的契约奴隶，他们很快便取代了有限的北美和加勒比本地劳工。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黑人奴隶开始从非洲输入，到17世纪末成为北美大陆南方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首选的劳动力来源。随着白人和黑人在经济和社会上开始出现分离，自由人的财富和地位日益与被奴役者紧密捆绑在一起。随着白人定居点的扩大，各种立法会议开始在大西洋世界里建立起来，黑人因而也被排除在参与立法的成员之外。如果说英国在大西洋世界的扩张受到了像棉花、糖和烟草这些大宗产品的刺激的话，那么在东方的动机，则是通过贸易来榨取当地的产品并以此获利。1600年，受到欧洲人对亚洲作物，特别是胡椒、香料以及像丝绸和棉纺织品这些制成品的贪婪需求的刺激，英国王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颁发了特许状。到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成为在亚洲最成功的欧洲贸易公司。在整个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与亚洲的贸易充满了风险，运输成本高昂，对马来群岛上或是印度大陆沿海所建立的永久性贸易据点（被称作代理商）而言，当地的环境也并不稳定。同欧洲的贸易竞争对手，特别是法国之间的竞争从未停止，甚至可能爆发暴力冲突。在17世纪，在印度开展贸易的英国人必须适应这块次大陆上已有的权力结构。到18世纪，随着莫卧儿帝国的灭亡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地区稳定的破坏，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东印度公司开始利用当地的盟友获取政治权力，并提出领土上的要求。为了给不断扩大的贸易体系和保护本国商业利益的公司下属军队提供资助，英国需要保证税收收入，因此，在一些人看来，领土的扩张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英国对印度的征服行动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帝国扩张。1757年，在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的领导下，英国人取得普拉西之战（Battle of Plassey）的胜利，并在孟加拉站稳了脚跟。仅孟加拉一地就为英国人带来了2000万新臣民和300万英镑的收入，一支庞大的新的军队和公务员队伍也随之建立。

1773 年，在抗议英国对茶叶征税的行动中，一群波士顿人将自己伪装成印第安人，将茶叶倾倒进港口。这就是所谓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它是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最初的反抗行动之一。

到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作为调味的从大西洋世界奴隶经济中获得的蔗糖，逐渐成为英国人餐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茶叶在北美殖民地也同样受欢迎，这也是为什么1773年它们会被倾倒入波士顿湾。为了弥补与法国争夺大西洋世界控制权而爆发的战争中巨大的财政亏损，英国对备受欢迎的茶叶征税就成为最佳选择。难道殖民地居民不应该为自己受到的保护而付钱吗？但英国人得到的回应却是越来越愤激的拒绝，所谓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就是导致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的若干反征税抗议运动中的一个。

就像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所认识到的那样，在一些人是奴隶而其他人不是的共同体当中，“那些自由人对他们的自由的自豪感和戒备心，是目前为止最强烈的”。